在预防武装冲突对环境影响的运动中，人们日益认识到解决已发生危害的必要性。旨在降低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反地雷行动，为援助战争遗留毒物的受害者并修复受其污染的环境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模式。

这篇文章是冲突与环境观察组织的“战争、法律与环境”系列博客中的一篇，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人权诊所和人权观察组织的邦妮·多彻蒂展示了地雷行动如何影响了《禁止核武器条约》中的积极义务，并认为地雷行动应该为《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实施以及更广泛地处理战争遗留毒物提供指导。

反地雷行动旨在降低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影响，并已经明显影响到最近有关战争遗留毒物的法律和政策发展。作为人道裁军的核心组成部分，地雷行动是一种管理武器的方法，旨在补救和预防武器造成的伤害。尽管战争遗留毒物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反地雷行动为处理武装冲突的人道和环境遗留问题提供了完善的规范。

本文探析了反地雷行动和战争遗留毒物的相关性，分析了反地雷行动条约中受害者援助和环境补救义务的影响，并探讨了反地雷行动的法律和政策应该如何为《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实施和更广泛地处理战争遗留毒物提供指导。作为一项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人道事业，反地雷行动为拟定与实施相关规范从而处理与冲突有关的环境损害提供了宝贵的模式。

反地雷行动的相关性

由于与战争相关的活动所产生的爆炸物和有毒物质，武装冲突的影响超出了实际敌对行动的范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是指被遗弃和未爆炸的弹药，它们会危及平民，因为若干年后它们仍可能在被触发时爆炸，战争遗留毒物会通过“军事活动所产生的有毒或放射性物质”“对人类或生态系统构成危害”，这些军事活动包括武器试验、战斗和军事废物处置等。

虽然反地雷行动是为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而设计，但它可以为如何减轻战争遗留毒物的危害提供指导，因为可以通过寻求类似的方法、出于类似的原因来解决类似的问题。首先，战争遗留爆炸物和战争遗留毒物都会造成直接和长期的身体伤害、心理损害和社会经济排斥现象。它们还导致人们无法使用土地，加剧了流离失所现象。其次，是同样的人道目标在推动反地雷行动和减少冲突对环境影响的工作，即满足受害者的需要并确保他们的权力得到实现。第三，地雷行动中的清除、风险教育、受害者援助和宣传这四大支柱与处理战争遗留毒物所需的补救措施一致。

反地雷行动通过发展和扩大其影响范围，一再显示其适应新挑战的能力。该领域最初是为了应对地雷危机，但现在适用于集束弹药和其它类型的战争遗留爆炸物。反地雷行动的核心活动已经从清除地雷扩展到风险教育和受害者援助，其法律和政策也已扩大到包括诸多条约、行动计划和原则。反地雷行动还确定了一些标准，以确保其活动也考虑到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毒性和爆炸影响，并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进行。下一步，将反地雷行动的规则和做法适用于战争遗留毒物是合乎逻辑的。

战争遗留毒物在范围和不确定性方面存在明显的挑战，在适用反地雷行动先例时应予考虑。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一般来说都留在原地，战争遗留毒物则可以迁移和广泛传播。爆炸性弹药在被引爆时会造成人员伤亡，而战争遗留毒物的影响是缓慢展现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传递给后代。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一旦暴露就能被看到，与之不同的是，大多数战争遗留毒物是肉眼无法看见的，这使得评估和防范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最后，爆炸性弹药可以被确定为造成伤害的原因，而战争遗留毒物会增加罹患某一疾病的风险，但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虽然战争遗留毒物的这些特点导致了一些复杂情况，但反地雷行动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提供一个受害者援助和环境补救的框架，该框架可以根据需要针对战争遗留毒物进行调整。

对条约法的影响

反地雷行动已经对与战争遗留毒物有关的国际法产生了重大影响。2017年，《禁止核武器条约》成为第一个要求缔约国解决战争遗留毒物问题的条约，在这里，战争遗留毒物是指使用和试验核武器造成的污染。虽然制定《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运动起源于禁止核武器的呼吁，但支持者，特别是民间社会中曾致力于《禁雷公约》或《集束弹药公约》的支持者认识到，全面的人道应对行动需要采取措施，以应对过去使用和试验这些武器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把这些文书看作是新的核武器条约中关于受害者援助和环境补救规定的先例。

《禁雷公约》和《集束弹药公约》中的反地雷行动条款直接影响了《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最终文本。《禁止核武器条约》关于援助受害者的第6条第1款逐字复制了《集束弹药公约》第5条第1款的大部分内容。《禁止核武器条约》增加了“不加歧视”一词，这与《集束弹药公约》第5条第2款e项的不歧视规定相一致。虽然核武器辐射所造成的具体伤害不同于地雷或子弹弹药爆炸所造成的伤害，但这两项条约的相似之处都认可受害者需要类似的救治。

《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第6条第2款借鉴了地雷和集束弹药条约中的清除条款。这一条款要求缔约国针对受到核武器试验或使用活动污染的地区，“采取必要和适当措施，对污染地区进行环境补救”。虽然不如《禁雷公约》或《集束弹药公约》的清除条款详细，但它反映了反地雷行动的核心理念，即各国应处理战争遗留物造成的污染。

反地雷行动的条约进一步影响了《禁止核武器条约》在战争遗留毒物方面如何分配援助受害者和清除或补救活动的责任。虽然很多国家在《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中提议采用环境法的“污染者付费原则”，但最终谈判国家一致认为，更有效的做法是遵循先前人道裁军条约的模型，并责成受影响缔约国在解决其领土上的危害方面发挥带头作用。由于靠近受影响地区，这些国家更能评估受害者的需要和环境破坏，提供援助并清理土地。这种方法还保护受影响国家的主权，并遵循人道裁军和国际人权法的先例。

与此同时，与《禁雷公约》和《集束弹药公约》一样，《禁止核武器条约》也要求其他缔约国提供国际合作和援助，帮助受影响缔约国履行其义务。此外，第7条第6款明确要求曾使用或试验核武器的缔约国“为援助受害者和环境补救目的向受影响的缔约国提供适当援助”。这一规定以《集束弹药公约》中规定的使用国责任概念为基础并加以扩展，使其成为一项法律义务，并将其应用于援助受害者和遗留物清理。

实施指南

反地雷行动帮助确定了《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受害者援助和环境补救义务，并且反过来影响其实施。然而，其适用性超出了根据特定条约处理核武器污染的措施。反地雷行动的既定活动、机制和原则也应作为相关工作的指南，从而应对其他形式的战争遗留毒物所造成的人道和环境影响。

反地雷行动的支柱包括一系列活动，为解决与战争遗留毒物有关的危害提供了范本。爆炸性弹药受害者的援助包括医疗护理、康复、心理支持和促进社会经济包容的措施。收集有关受害者及其需求的数据有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应考虑到年龄和性别问题。正如《禁止核武器条约》第6条第1款所确认的，援助战争遗留毒物受害者的项目应包含同样的组成部分。除其他外，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需要对问题进行评估，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平民进入危险区域，进行减少风险的教育，以及引爆实际的弹药。在受战争遗留毒物污染的地区进行环境补救应遵循类似的规程，包括调查情况；防止平民接触，例如将场地进行标记和加装围栏或发出警告；对受影响的社区进行风险教育；以及控制，清除或处理污染物。

反地雷行动条约及其相关行动计划为建立实施机制提供了更多指导。在受害者援助方面，《集束弹药公约》第5条第2款要求缔约国拟定国家计划，任命政府联络人，调动资源，拟定和执行相关的国家法律和政策。关于清除集束弹药残余物这一类似于环境补救的问题，第4条第2款要求缔约国制定计划和调动资源。这些步骤为实施奠定了基础，从而能够促进协调、问责和获得充足资金。对于战争遗留毒物，也应在受害者援助和环境补救方面采取这些措施。

反地雷行动的许多指导原则对于解决战争遗留毒物的影响同样息息相关。首先，确保反地雷行动所有阶段的包容性，赋予受影响的个人和社区以权利，使他们能够分享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手专业知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其次，坚持不歧视原则对于确保受影响的个人和社区能够享有人权至关重要。第三，以定期报告的形式保证透明度能够鼓励问责制、便于监测，有助于阐明需要国际合作和援助的领域。最后，服务和信息的可及性，这需要对性别、能力、年龄、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具有敏感度，对于确保受害者能够利用旨在帮助他们的项目至关重要。这些指导原则对于与战争遗留毒物有关的受害者援助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以及环境补救措施同样重要。

虽然反地雷行动为执行《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积极义务和处理战争遗留毒物的影响提供了宝贵的指导，但在某些方面，其模式可能需要加以调整或扩展。构成反地雷行动的活动与用于战争遗留毒物的活动相类似，但有时需要不同的技术和技巧。例如，受战争遗留毒物侵害的幸存者通常需要癌症治疗，而非肢体修复。与爆炸物不同，环境修复需要长期管理，因为战争遗留毒物不能被完全毁灭。从法律角度来看，其他来源的先例可以补充反地雷行动所提供的先例。鉴于核武器试验对当地民众造成不成比例的过大影响，应当借鉴国际人权法，扩大对受害者的援助，以保护这些群体的文化权利。治理战争遗留毒物造成的污染所面临的挑战和复杂性需要考虑到国际环境法的优化原则，这要求在污染治理之前权衡项目的环境、健康、经济和社会成本和效益。

结论

最近公布的两套原则表明，反地雷行动可以为解决战争遗留毒物的影响奠定基础。在《对抗冲突污染》一书中，哈佛法学院的国际人权诊所和冲突与环境观察组织确定了帮助战争遗留毒物受害者的原则。他们的2020年报告着眼于反地雷行动法律和政策中的定义、危害和援助类型、共同责任框架、实施措施和指导原则。2019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原则草案》，其中包括为减少与冲突有关的环境损害而采取的预防和补救措施。这份文件包括了部分来自反地雷行动的原则，鼓励为环境破坏提供救济，并呼吁各国“消除……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有毒和危险的战争遗留物，或使之无害。

“反对地雷行动”在减少战争遗留毒物所造成后果方面的影响显示出其在这一领域具有广泛的可适用性。反地雷行动旨在处理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但其人道动机和普遍接受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战争遗留毒物的法律和政策的发展。在核武器方面，反地雷行动也为援助受害者和补救环境的新法律义务提供了先例。它现在应该成为实施《禁止核武器条约》条款和建立未来所有战争遗留毒物的补救措施框架的指南。

延伸阅读

• Alex Frost, Mitigat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explosive ordnance and land release, December 16, 2021
• Florian Titze, The nature-security nexus an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ctober 14, 2021
• Jani Leino, Bringing IHL hom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war, October 12, 2021
• Doug Weir & Stavros Pantazopoulos, If not us, who? How States – with the help of civil society – can implement the legal framework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from armed conflict, June 10, 2021
• Ahmed Al-Dawoody, Sarah Gale,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IHL and Islamic law, June 3,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