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武装团体进行人道接触——特别是与大约100个在法律上可界定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事方的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人道接触——一直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的关键特征。我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很简单：依照我们的职责，确保向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影响的对象提供人道援助和保护。这包括向生活在武装团体控制地区的人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支持在这些地区建设治疗伤员的医疗卫生设施，和加强这些团体对适用法律框架的了解和尊重。

鉴于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冲突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因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其他法律的行为所加剧的痛苦，我们与武装团体进行接触关乎人道行动的必要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非政府武装团体接触的四个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与武装团体的接触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安全接触受非国际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影响的人口和人员的先决条件。当今武装冲突的悲惨现状是，平民经常受到攻击和杀害，房屋和生计被摧毁遭到破坏，人们遭受饥饿，缺乏医疗卫生，儿童无法上学而被征募加入战斗部队。被拘留者受到残酷对待，家人流离失所或天各一方，无法相互联系。性暴力犯罪经常发生。没有记录下的事情还有很多。

根据我们的人道使命，我们与武装冲突各方，包括非政府武装团体接触，从而接触这些团体活动或控制地区的平民和人员，以便能够向受影响的人口提供保护和援助。

第二，与冲突各方，包括非政府国家武装团体接触，是确保他们理解和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一个中立、独立和公正的人道组织的唯一途径。这种接受是使我们能够接触到生活在非政府武装团体控制的领土上或其活动地区的人口和人员的关键。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非政府武装团体必须了解我们是谁，我们是做什么的，并相信我们为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们采取的行动完全是基于人道考虑。对我们的工作缺乏理解或产生误解，会对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安保产生直接后果。

第三，接触是推广国际人道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框架的先决条件，以此确保尊重法律，从而防止及减轻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的痛苦。我们鼓励非政府武装团体更好地遵守法律的努力，只能通过与这些团体和对他们施加影响的那些人进行适当和持续的对话来进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8年发布了《战争中行为约束之根源》确定了影响非政府国家武装团体行为的多种根源。可能的措施包括将国际人道法纳入一个团体本身的规则和纪律制度体系；通过参考当地信仰以及其他法律传统、习俗和惯例来促进国际人道法规范，这些法律传统、习俗和惯例包含了类似的克制规范；或通过类比来帮助传达这种克制的感觉。

第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三条中唯一明确指出的，有权向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各方（包括非政府方）建议提供服务之公正人道组织的例证。

切实成果的可靠记录

我们与武装冲突非政府各方接触的历史表明，与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中立和秘密接触能够取得切实成果。

例如，2020年，也门当局和该国真主卫士运动（Ansarullah Movement）交战期间释放了1000多名被拘留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中立的调解人参与此次行动。这次行动是交战双方同时释放囚犯人数最多的一次，与此同时，它是建立在此前一年中我们通过在也门协助开展类似的释放被拘留者活动而获得的信任基础上的。

虽然规模不同寻常，但也门的行动也不例外。在释放被非政府武装团体关押的平民、安全和武装部队成员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常充当中立的调解人。例如，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帮助释放了被非政府武装团体关押在哥伦比亚的1800多人，其中2020年释放了22人。此外，十多年来，我们还探视了被塔利班关押在阿富汗西部的被拘留者（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成员）。探视被非政府武装团体拘留的人是我们与武装冲突各方接触的一部分：在同一时期，我们对被阿富汗、国际和美国部队拘留的人进行了系统地探视。

虽然探视被拘留者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的一个独有特征，但我们的保护和援助行动更为广泛。其范围包括与非政府武装团体持续地对话，以促进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国际人道法规则，以及向生活在非政府武装团体控制下的人提供援助。后者可以是多样的，并根据平民居民的需要来界定。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清除未爆炸的战争遗留爆炸物，并重新平整受损的农田来帮助农民；在其他情况下，我们需要修复和支持非政府部队控制地区的医疗基础设施。这种行动和参与对于生活在武装团体绝对控制之下的大约6000-8000万人特别重要。

日益严峻的工作环境

与非政府武装团体的直接接触，并进入非政府武装团体活动的领土，使我们能够与受冲突影响的民众保持密切联系。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组织的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两个趋势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个趋势是武装团体在过去十年中的扩散激增。在最近一些最复杂的冲突中，分析者观察到数百个（如果不是数千个）在一个国家活动的组织。武装团体的繁多、性质的多样性及其运作方式的不同，使人道组织越来越难以安全运作。简单地说，非政府武装团体领导层控制着明确划定的领土且有等级结构，虽然与其谈判安全的人道准入是一项挑战，但当人道谈判必须与多个团体、团体联盟、分裂团体和不断更换的领导人进行时，这项任务就变得更加复杂。每一次谈判都需要时间，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对话者可能不认识我们，可能不理解我们的任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接受我们的工作。

第二个趋势的特点是，各国为处理被认定为”恐怖分子”和/或列入国际、区域和国内制裁名单的非政府武装团体而采取的法律和其他措施的网络不断扩大。毫无疑问，国家有权利和义务保护其人民的安全和福祉。然而，现在已经认识到，打击涉及恐怖主义和(或)被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政府武装团体的斗争，在某些情况下产生了缩小人道行动空间的效果。将非政府武装团体定为”恐怖分子”或”列入制裁名单的对象”可能对那些与这类团体打交道的人构成风险，即使是出于人道原因，也可能造成严重的法律和其他后果。除非将公正的人道行动排除在反恐措施和制裁制度的范围之外，否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人道组织的经常性活动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和行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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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为非国际武装冲突各方的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人道接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所预见的一项活动，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长期以来广为人知的一种做法。公正的人道组织必须采取人道行动，以协助和保护所有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这是人道的需要，也是不可或缺的行动路径。无论是为了使被拘留的政府军士兵能够与他们的亲人沟通，向有需要的人口提供食物，还是向国家当局无法抵及的人分发疫苗——这种接触的人道成果都是切实的，应该得到支持。

延伸阅读

• Juliane Garcia Ravel, Madalena Vaconcelos Rosa, IHL in action: seven patterns of respect, November 19, 2020
• Jelena Nikolic, Thomas de Saint Maurice, Tristan Ferraro, Aggregated intensity: classifying coalitions of non-State armed groups, October 7,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