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的宗教和民族都具有多样性，各国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情况也各不相同。然而，亚太各国往往不承认武装冲突的存在；即便承认，也期望能够内部解决此类问题。此外，亚太国家对国际人道法相关条约的批准率居全球各地区之末。尽管如此，亚太地区仍然活跃着一批日益壮大的国际人道法学者和从业者，他们被称为“国际人道法大使”。他们既熟悉该地区沿袭至今的诸多传统和宗教所蕴含的国际人道法历史基础，也了解该地区正在经历的巨大技术进步。

正值今年下半年即将迎来日内瓦四公约75周年纪念日之际，乔纳森·奎克、木原-亨特·爱和凯利西亚娜·锡恩在本篇博文中探讨了学者们作为“国际人道法大使”在推广、解释及发展国际人道法方面在亚太地区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其他地区能够发挥的作用。针对这一十分重要但却常被忽视的任务，他们还考量了学术期刊在对其加强报道方面能够起到的作用。

亚太地区涵盖20世纪和21世纪的一些重要新兴经济体，还包括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少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仅面临经济发展的挑战，还要应对海平面不断上升构成的生存威胁。考虑到亚太国家间甚至一国内部存在如此显著的多样性和差距，这里存在武装冲突（大多数是非国际性冲突）似乎不足为奇。然而，有关国家的政府常常不承认这些武装冲突，而是将其称为暴力局势。而且对于许多亚太国家而言，不干涉国家内政是一项基本原则。

如今，所有国家都签署了日内瓦四公约，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积极开展工作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然而，国际人道法作为一种法律体系，在亚太地区的整合与认可程度普遍尚未达到与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同等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却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让我们称之为“国际人道法大使”。这一群体汇集了学者、法律从业者和希望保护民众免遭武装冲突苦难的其他人员，他们在保护和推广武装冲突法方面满怀热忱。

积极应对国际人道法相关性所面临的挑战

在亚太地区，国际人道法大使可能会频繁遇到对国际人道法持反对或冷漠态度的人员。在一个主权常常凌驾于多边主义之上的地区，许多民族主义者可能认为国际人道法是一套不受欢迎的规范，有损于国防与安全。他们甚至有可能抵制国际人道法，认为这是“西方”或“基督教”强加的规定，与当地价值观根本无法调和。因此，这些人有时会表现出不愿接受国际规范，并在签署或批准重要国际人道法文件方面故意拖延。明明本国战事极少，经济和政治关切又更加紧迫，为什么还要投入资源进行国际人道法培训和普及呢？而一些暴力局势的参与方可能还会坚称他们的战斗是正义的，因而无需关心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的问题。

对于亚太地区的上述特征，国际人道法大使不应感到绝望，而应乐观看待。正是这些特征提供了一个独特契机，使得我们能够与此类参与方进行沟通，使得亚太地区能够在国际人道法的发展中做出贡献。笔者撰写本文，正是希望强调这种潜力。

亚太地区的国际人道法，从传统到创新

亚太地区由于诸多国家处于科技发展的前沿，因而经济增长快、前景好。在那些日后必将对未来战场产生影响的技术当中，网络战、社交媒体驱动的认知战以及人工智能只不过是其中的部分技术而已。亚太地区极有可能在决定这些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未来潜力巨大。除此之外，亚太地区还可以从本地区丰富的历史中汲取智慧。这里各民族历史悠久而多元，各地都有自身的价值观和深厚的智慧和哲学积淀。从伊斯兰教法中规定的武装冲突法规、佛教对暴力的见解，到《摩诃婆罗多》中的战争伦理，以及规制马鲁古群岛部落间发起与解决冲突的详尽规则，都可以看出早在“现代”国际人道法形成之前，在亚太地区，即使是规模很小的群体，也已经开始在发动战争时坚持基本的人道价值观了。

因此，亚太地区的国际人道法大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既能借鉴过去的宗教与文化价值观，又能利用本地区涌现的技术创新，因而他们能够出谋划策，帮助各国为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对于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保持国际人道法的相关性，以及将当代人与可能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子孙后代连接起来，这一角色至关重要。

作为国际人道法大使的学者

相较于国际法的其他分支，国际人道法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从人道与军事实践发展而来的实用体系，其发展仍主要取决于由国家决定的条约法和习惯法。然而，我们所说的国际人道法大使，不仅指协助解释或发展该法的国家代表，或实际适用该法的军事指挥官，还包括在传统上由政府主导的国际法领域之外的学者和从业者，他们为推广、澄清、发展和执行国际人道法做出了贡献。的确，学界的贡献对国际人道法的有效发展不可或缺。

积极从事法律研究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的学者，在对国际人道法进行细致入微的前沿解释和适用方面至关重要。不同于经过训练、经常要在实战中迅速做出实际法律决策的军队指挥官，学者有时间反思和讨论复杂的法理问题。例如：“在生物识别技术会侵犯人的隐私权的情况下能否将其用于提高攻击的准确度？”“指挥官在何种条件下会因其启动的人工智能系统所造成的伤害而承担刑事责任？”“如果通过数据投毒攻击使人工智能系统产生幻觉，将平民误认为是士兵，那么由此引发的惨重伤亡应该由系统所有者还是进行数据投毒的一方负责？”战场指挥官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但如果有了清晰而具体的答案，他们无疑会十分感激，因为这能使他们相应调整决策；相反，学者则有时间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的理论研究，因此他们能够澄清敌对行动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无法在战火之中获得解答，而是必须提前考虑，并纳入军事决策过程、军队反应和行为中。

学者直接促进国际人道法的发展以应对新技术和新的战争现实，这种情况已有大量先例。《塔林手册》、《奥斯陆手册》和《空战和导弹战国际法手册》等著作都是高效解决国际人道法中与网络战、外层空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解释性难题的范例。这些手册由学者和专家起草，他们作为“国际人道法大使”，推动编写了这些“软法”文件。事实上，这些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许多国家和武装部队的权威参考资料。因此，对学者来说，国际人道法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机会，使其作为国际人道法大使，为国际人道法的发展、乃至一定程度上为国际法参与方执行国际人道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另外，对于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理解，学者往往也发挥关键作用，例如通过宗教视角，解释伊斯兰法或佛法与国际人道法的相通之处。这可以促进具有这些宗教传统背景的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对国际人道法的理解和遵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战争中行为的根源与战争中行为约束之根源的研究发现，在影响行为方面，单纯关注法律不如将法律与其基础价值观相结合更为有效。而将法律与当地规范和价值观相联系，会使其更具影响力。

当然，学者发挥的所有上述作用应基于与应用国际人道法规则的国家、军事实体和从业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在这一领域，学者和从业者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清晰。国际人道法尽管可以在学术领域得到解释和发展，但其最终目的是适用于实际的行动和真正的战场上，以尽量减小伤害。因此，重要的是，学者与从业者之间的对话应保持开放，且任何学术成果应得到澄清并能够有效应用于一线。

亚太区国际人道法大使同心聚力

在这方面，地区性学术期刊或评论提供了宝贵的论坛，供国际人道法大使讨论和推广兼具地方与国际视角的国际人道法观点。例如，《亚太国际人道法年刊》就提供了这样的空间，专注于发表亚太地区投稿人的文章或主要探讨关于亚太地区的话题。此类期刊填补了特定的空白，具备多重优势。

首先，此类地区性期刊为探讨地方层面如何看待、解释和实施国际人道法的文章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发布渠道。对于许多国际层面的国际人道法期刊而言，一篇对保护儿童兵的国内立法进行细致理论分析的文章，可能太过具体，但对于在国家层面努力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地方利益相关方和政策制定者而言却十分宝贵。同样，此类期刊提供了绝佳空间，可供讨论该地区的趋势或发展中的实践，而这可能与全球性期刊无法完美契合。

其次，如上文所提及的，地区性国际人道法期刊使学者有机会将“传统”国际人道法分析与地方理念相结合。这些期刊的价值不仅在于汇集了国际人道法与传统规范之间的类比，还在于具有非常实用的政策意义。不将国际人道法视为强加于一个民族的“外部”法律制度，而是视为具有深厚根基的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的迭代，将有助于使国际人道法融入社会文化，并推动符合国际人道法的政策和立法。

最后，地区性讨论和研究成果可以用于教育目的，面向亚太地区的学生和人员，或面向关心该地区、对国际法或人道主义的一般领域感兴趣但尚未被国际人道法吸引的人员。因此，《亚太国际人道法年刊》等期刊也可能是使有兴趣的（未来的）学者和从业者成为忠实的国际人道法大使的最佳渠道，这将惠及所有可能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民众。

延伸阅读：

• Julie Lefolle, Kay von Mérey, Silvia Gelvez, Elizabeth Rushing, The youth of today,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omorrow…, February 1, 2024
• Yasmin Bedir, Omar Mekky, Towards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IHL: Arab states pledge their commitment, February 15, 2024
• 阿利斯泰尔·D. B. 库克，东南亚的气候变化、环境和人道行动，2023年3月28日
• Boyd van Dijk, Revis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February 17,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