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规则与标准并无自我修正之属性。矛盾、空白与歧义往往持续存在，直至外部压力使其曝光于世。在监管军事技术的法律中，此点更甚。为管控新武器，有时需要引入”震惊程度”——即实践中的伤害展示，以明晰该技术在道德与法律层面上的问题，以及监管层面作出响应的紧迫性。卓有成效的”震惊程度”可以推动人道运动进程；反之则会逐渐削弱人道运动。

在本文中，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尔·雷尼克探讨了在新兴军事技术背景下使用但不滥用”震惊程度”的困难之处。

人道组织、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在规制武装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参与者，以及其所建立的宣传网络，对武装冲突中现有的及新出现的挑战进行分类和评估，并为国家制定方针建言献策，以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他们制定与传播监管性、禁止性的规则，丑化存在问题的技术、行为，并曝光出那些战场上此前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审查的问题。

在追求此类法律性、范式性目标的过程中，参与者往往会提及”震惊程度”——为回应某种武器或某些战争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而产生的愤慨。本文探讨了这一问题，特别是在变幻莫测的新兴军事技术背景下，适当利用”震惊程度”的挑战。

军事管制及”震惊程度”的必要性

监管新兴军事技术是个复杂的过程。所建立的控制措施必须在技术上是合理、可理解的，在道德和法律上是健全、可执行的，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面向未来的。然而，在这之前是有关紧迫性的挑战——澄清为什么政策制定者须花费必要的时间与资源进行新的监管。这一挑战也延及公众。在战争法中，”公众意识“（public conscience）是衡量行为是否适当的重要晴雨表，也是监管工作可利用的资源。

为了吸引并维持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支持，监管的支持者往往会提及特定的争议事件，可能涉及到武器故障或误用、战场上的不端行为；或是”正常”的武装行动暴露了有关技术或实践中的内在问题。这些时刻往往以直观的细节，突出了当前挑战的紧迫性和监管不作为的后果。富有技巧的个人和组织可以利用这些”震惊程度”，创造或强化围绕此类武器或实践的污点，为原本被视为不可行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开辟土壤。

必须认识到，无论对公众的情感有多大的冒犯或对政策现状有多大的破坏，”震惊程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监管行动。它至多创造了一个机会之窗。在此之内，新的想法出现，或者现有的想法可以找到新的出路。驾驭”震惊程度”是一项解释性工作：不同的组织，会因差异化的目的，差异化地传递信息。[i]

“震惊程度”的有效性有时也会取决于不同的受众。在20世纪90年代，杀伤人员地雷（anti-personnel landmines）对平民的伤害状况并未变化。而变化的是规范性的环境。围绕人类安全、个人保护规范的加强，铸造了更”易受震惊”（shockable）的公众社区、政策环境，有利于开展有组织的活动进行游说。普莱斯（Price）认为，杀伤人员地雷的禁用”证实了这一备受争议的论点……即对危机的看法或震惊程度是促使意识形态或规范变化的关键因素”。[ii]

“震惊程度”与时机

“震惊程度”之重要性阐明了先发制人监管之难度。在此阶段，我们无法了解受审查技术或实践的全面影响。即使能够对可预见的影响进行相对精确的评估，但由于缺乏对当前问题的实际论证，也会使监管工作复杂化。不过重要的是，仍存在成功的可能性。为了说明一项新出现的或不断发展的技术是不可接受的，并争取对其采取行动所需的支持，未来的监管者可以”借用”（borrow）或”构建”（construct）震惊程度。

在”借用”震惊程度的情况下，武器或实践的新颖性会被淡化，通过历史类比法激发紧迫性。如果能在目前受管制的问题与尚未出现的问题间有效地建立起平行关系，那么与目前受管制问题有关的震惊程度就可以有效地作为替身，无需构建新的震惊程度。

禁用激光致盲武器（blinding laser weapons），为如何借用震惊程度上了启发性的一课。在早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典为禁用这项技术所做的努力，是为了克服政策制定者对”潜在问题的紧迫性尚未得到证实”的”普遍漠视”。[iii]为解决这一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杀伤人员激光武器的潜在危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化武器造成的失明直接联系起来。[iv] 通过历史类比法唤起的恐惧心理，加上对即将部署此类武器的合理担忧，有助于说服迄今为止不情愿的国家，颁布先发制人的禁令。

然而，借用震惊程度并非总是可行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法律或条约，因为受审查的武器或技术与其前代相比有着质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武器监管的支持者需要”构建”震惊程度；用跳跃式的想象力来补充基于证据的预测，以明晰武器可能造成的伤害。而这并非易事。若震惊程度太小，政策制定者与公众可能缺乏采取行动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驳回先发制人的武器禁令，以静观其变。

不过，我们也同样必须避免造成过大的震惊程度。如果未来的监管者不能将他们的关切与受审视技术的特点、局限性结合起来，或者不必要地将该技术灾难化，[v] 其政策可信度就会受到影响。由于轰动化效应的影响，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要完全避免这种情况是很困难的。[vi]

在这方面，网络领域给予我们严峻的警告。很多时候，对风险的冷静评估被抛弃，而倾向于夸夸其谈：如网络引发的全球战争，”网络9·11″，或”网络珍珠港”（针对传统主义者）。诸如此类的警告，旨在通过震惊程度来促进行动，但其往往取得相反的效果，使得人们对一些担忧普遍感到不以为然。这些担忧被讥讽为”异想天开”是可以理解的。

与网络一样，监管自主武器的宣传也存在过度的问题。反对此项技术的宣传活动非常广泛。这一跨国宣传活动的参与者包括科学家、伦理学家、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本身。在努力实现其全面禁止的目标中，震惊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阻止杀手机器人运动”的协调人玛丽·瓦勒姆（Mary Wareham）在解释将”杀手机器人”一词写入极具影响力的《2012年丧失人性》报告之标题时，明确指出：

我们将杀手机器人放在报告标题中，是为了引发争议、引起关注……这是无耻的运动与宣传手段，但我们试图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而杀手机器人似乎是展开此话题的好方法。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对震惊程度的追求是以牺牲技术精准性为代价的。克里斯·詹克斯（Chris Jenks）认为，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运动，夸大了这项技术的新颖性、危险性，在此过程中产生了道德层面的恐慌。即使是不赞同此种批评的人也应反思，特别是反思震惊程度的构建，会轻易沦陷于眼前的蝇头小利之中。不出意外，我们肯定会同意，双足终结者（bipedal terminators）这一称呼并没有让我们更接近（甚至可能更远离）国际公认的对此种技术的法律性禁止。

规制战争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对战争进行先发制人的规制则难上加难。为了确保对（可能）有问题的创新进行有效的控制，人道组织不仅要将问题广而告之，而且要使人感到不安。在这期间，可以利用震惊程度来明晰拟议行动的紧迫性。然而，震惊程度也可能被过度利用，特别是当个人和团体与现实脱节，将新兴军事技术中尚未发生的问题与永远不会发生的问题混为一谈。

减轻克制或过度构建震惊程度的最好方法是技术扫盲。人道运动者必须以知识武装自己，了解新兴技术在战斗中可能（和不可能）的功用，以及如何实现这些功用。国防和民用领域的国防工业专家，以及其他能够胜任的从业人员能够帮助实现预测，而且应欣然寻求经验丰富之人的指导。[vii]

这种类型的人道-产业伙伴关系也可以帮助解决困扰后者的一些与震惊程度有关的问题。国防工业中的许多人受其对科幻小说的痴迷影响，夸大了技术创新在军事和道德方面的预期利益。在国防工业界的乐观主义者和对新兴技术潜在弊端更敏感的人之间进行的对话，[viii] 可以帮助抑制技术炒作的最严重过激行为。

在寻求规制战争的过程中，震惊程度是一种无价的资源。如果利用得当，它是行动之号角；是对不可容忍之现状发出”改革势在必行”之信号。然而，它的潜力可能轻易被浪费殆尽，特别是在新兴军事技术的背景下。先发制人的监管运动必须找到正确的平衡点，明晰尚未出现问题的紧迫性，而非陷入臆想之中。技术扫盲是防止发生此种偏差的重要制约因素。

我们也应牢记，无论震惊程度多么警醒世人，其本身并不能转化为监管制度。人道组织作为政治博弈的参与者，不仅要证明技术挑战是深刻的，而且要证明他们提出的改进措施在道德、法律层面上是恰当的、可行的。

[i] These purposes will not always be worth the harm that may come from the utilization of intimate moments and images of suffering.

[ii] Richard Price, “Reversing the Gun Sights: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Targets Land Mines,”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52, no. 3. (1998), p. 622.

[iii] Louise Doswald-Beck, “New Protocol on Blinding Laser Weapon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36, no.312 (1996), p. 277.

[iv]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Blinding Weapons: Gas 1918…Lasers 1990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Geneva, 1994).

[v] Lee Vinsel terms this “criti-hype.”

[vi] For all the problems with media, norm scholarship correctly regards it as an essential resource in campaigns to legitimatize and delegitimize practices and technologies in war.

[vii] Some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like the ICRC, already do this well, and in fact, are themselves drawn upon for their technical and legal expertise.

[viii] There is of course a cynical dimension to much of this techno-optimism. The pursuit of lucrative military contracts has motivated many within the defence industry to radically exaggerate the battlefield potential of some new technologies.

延伸阅读

• Neil C. Renic,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 When is the right time to regulate?, September 25, 2019
• Richard Lennane, New types of weapons need new forms of governance, June 28, 2018
• Pontus Winther, Military influence operations & IHL: Implications of new technologies, October 27,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