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越来越普遍地用于人道救援,但在灾难面前,公众认知和信任问题仍然阻碍着无人机的普及。人道工作者可以使用新技术,帮助人们更好地区分无人机,从而加强无人机技术的可信性。同样,通过研究人们不信任无人机的原因,以及无人机数据如何用于无人机所服务的社区,人道工作者们也能从中获益。

无人机不得公众信任的问题由来已久,在本文中,无人机技术研究人员费恩·格林伍德描述了国际救援组织以及私人企业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之道,即兼顾提升技术,更广泛地研究公众观点,以及更深入地了解无人机技术可能带给大众的风险。

人道工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使用无人机。这种技术带来的益处很明显——无人机能在灾难中收集宝贵的航摄数据,这种方式花销不大且操作比较容易,能够帮助救援人员拓宽视野,了解潜在危险,同时降低他们自身的安全风险。虽然小型无人机无法代替人与人的直接接触(似乎也没有这种用途),但是救援人员可以利用它们快速搜集有关复杂状况的实时数据。无人机大大增强了救援力量,让人数更少的救援团队收集到相较过去更多的用于支持决策的信息。

然而,尽管无人机目前在人道领域受到欢迎,但是其可信性问题持续影响着无人机更广泛的使用,使这一过程变得复杂。在救援领域,大部分救援行动都在一种推断下进行,即虽然小型消费级无人机(consumer drone)和配有武器的”捕食者”无人机(Predator UAS)并无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也有可能让其救援对象受到惊吓。这种推断不无道理。

对上述论断的担忧使救援人员在使用无人机时采取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在应对冲突时。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和马修·伊斯顿(Matthew Easton)在一份2014年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报告中指出,长期以来,在冲突环境中使用无人机是触及底线的问题。上述情况的产生有充分的理由——对地面上的人来说,辨识无人机或者了解它执行的任务十分困难。一旦无人机收集的数据落入歹徒手中,就可能被用来伤害和攻击他人,而冲突环境则会加剧这种风险。更糟的是,人道救援人员、军队以及其他武装组织常常使用完全相同的消费级无人机(获取该类无人机的途径很广阔),这很容易混淆用于人道事务的无人机和非中立个人或组织使用的无人机。

当下,自然灾害与政治冲突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在人道救援中,无人机越来越广泛地用于复杂的环境,比如用在缅甸与孟加拉交界处的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等位于边境地区的难民营中。在进行人道救援时使用无人机越发成为一种常态,此时,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更灵活巧妙地建立并维持公众对无人机技术的信任。

人道工作者或许比任何人都更认同这一点:公众对我们的活动及活动目的的看法和我们实际行动本身同样重要(若说前者不是更重要的话)。如果一架无人机和我们所使用的外表很相似,且被用于投掷炸弹或收集数据以攻击弱势群体的话,那么在公众眼中,我们的中立性就会大打折扣。

人道工作者们已经在寻找方法平衡无人机技术带来的价值和对受灾民众的隐私和安全的保护,这两者同等重要。2014年,由一组人道救援人员起草的《无人机飞行员行为准则》(the UAViators Code of Conduct)引入了第一套人道救援中无人机的最佳使用方法。对该文件的修订起始于2021年,重点关注社区参与。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道行动中的数据保护手册》中也包含无人机如何以安全且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收集数据的宝贵信息。这些努力应该延续下去并受到赞许。但是,我们总能开展更多工作,来为我们使用的无人机技术赢得公众信任。下面是一些相关的思路。

如何让公众信任无人机技术

首先,新的技术发展能帮助我们建立对无人机的信任。世界各地的政府开始推出无人机远程识别系统,把它作为建设无人驾驶交通管理体系,这一更宏大的全球性事务的一部分。这些系统能(通过数字技术和对比的方式)帮助人们识别空域中的小型无人机,方法与有人驾驶飞机的识别类似。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系统至少在理论上能够为特定灾区的行动人员提供更加精密的方法来区别无人机。其中某些版本甚至允许地面上的人通过智能手机软件来识别天空中的无人机并获取有关无人机操控者和飞行目的的基本信息。这种技术能减少紧张或危险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让区别无人机的过程更加简便。

但是,这些系统在本质上具有局限性,它们有可能需要一个可运行的无人驾驶交通管理系统的支持(在灾难现场未必有这种系统),同时用户还需要有移动电话在手。虽然建立短期的远程无人机识别系统是可能的,但这仍是个颇为新奇的概念。

第二,就人道救援使用的无人机赢得公众信任的问题而言,无人机制造商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救援人员,我们必须要有理由相信我们购买的消费级无人机十分安全,不会轻易被侵入或向外来力量妥协,要做到这一点,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责任都在无人机制造商。无人机制造商还需要帮助人道工作者维护他们的中立性。

消费级无人机公司的消费者群体很广,包括警方、军队(作为军用无人机的补充),大众以及人道救援工作者。对这些公司而言,指出人道救援人员在使用它们的产品对公司有利。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经常在其广告资料中强调它们的客户包括警方和军队。在没有任何明确的机制来帮助人们区别做人道救援用的无人机和其他无人机(例如警方和军队的无人机)的情况下,人道工作者也许不得不停止使用消费级无人机产品来维护他们的中立性。如果消费级无人机公司想要继续和人道组织合作,就必须与救援人员密切合作开发更好的技艺,工具和科技,确保人们能区分出人道救援使用的无人机和其他无人机。

知道公众为什么不信任无人机是关键

第三,要为无人机技术赢取公众的信任,我们不仅需要开发更好的技术性方法,还需要对公众不信任无人机的原因以及各地民众对无人机技术看法上的差异进行更多研究并获取更多相关信息。我们应该亲自采访他们,并为此付出更多努力,而不只是去猜测人们对无人机的看法。有关民用无人机和公众对其认知的研究依然有限,其中大多数研究都在西方国家进行。

现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

比如,2018年一项东非民众对无人机技术看法的研究发现,相比于无人机拍摄下自己的照片,一些受访者更担心无人机拍摄的照片会让他们的邻居看到他们屋顶和后院的”垃圾”,从而让自己处境尴尬。这项研究结果很有价值,在普遍认为人们最有可能把无人机和轰炸及暴力联系在一起时,这项研究也揭示了和大众认知截然不同的状况。

根据南丹麦大学近期的一项研究,有证据表明有人因为无人机的神秘性和”理解能力”而感到不安,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应该为地面上的民众建立更好的无人机识别系统,帮助他们了解无人机的飞行目的。一项2020年在新加坡进行的研究表明,相比于那些造福于私人或者妨害民众的无人机(比如进行一般性的摄影或者开罚单的无人机)而言,人民支持”造福社会的无人机自由飞行”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此民众很有必要了解无人机的飞行目的。

现有研究表明种族,性别和政治立场都深刻影响着一个人对使用无人机的看法。一项2017年的研究发现相较于美国白人,非裔美国人支持警察使用无人机的可能性更小,而另一个2019年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以白人为主的社区,受访者更有可能支持警方在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使用无人机。在人道救援领域,要想维持公众对我们所用技术的信任,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每个行动地点这类统计学数据的差异。

当下关于人道无人机及信任问题的讨论常常围绕社区参与,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充足的理由——无人机驾驶员的行为不能和数字殖民者类似,即空降到一个灾区,收集数据却不说明目的,也没能向社区说明收集数据对他们的益处。我们需要更多有关人们对无人机技术看法的研究和分析,因为如果不考虑无人机飞行的环境,那么社区参与将会成为一个十分空洞的术语。

关于使用无人机的风险在什么情况下会超越其带来的好处,地方社区,政府当局和人道行动人员等不同社会群体的观点可能大相径庭(正如美国那项调查显示更多人支持警方在黑人社区使用无人机)。因此,在采取最佳行动来促进社区参与时,我们需要考虑当地的权力运行机制——谁来批准无人机的使用,为什么批准?他们真在为社区利益最大化发声吗?

第四,我们还需要更广泛的调查,以了解我们在社区中传播无人机数据的工作成效。国际家庭保健组织(FHI 360)一项2016年在坦桑尼亚进行的调查项目是其中一个例子,该调查发现社区居民不太了解存在开放源代码的无人机数据。如果人们一开始就不知道这些数据存在,那么他们就无法对我们收集的数据行使权利。如果人们想不到无人机数据给他们和他们的社区带来的好处,那么他们也会对无人机的使用持怀疑态度。通常,无人机飞行员会把收集的数据传递给终端用户,但在飞行结束后,却没有跟进数据在社区中的状况和使用情况,因此,要估量无人机数据给社区带来的利益具有挑战性。

无人机数据会带来什么风险?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更了解无人机数据的真实风险。即使大多数无人机用户都粗略了解无人机的哪些操作相对危险,我们还是只有极少的确切证据或研究来支持我们对无人机的这些认识。在无人机领域,我们认为飞行高度较低的无人机更可能拍下细节丰满的图像,这些图像可以用来辨识一个人的身份。我们知道如何量化被辨识者承受的风险吗?有没有什么技术或最佳措施帮助我们修改无人机收集的数据从而保证其中不包含用来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吗?如果我们使用这些技术,它们是否符合规范我们行动的法律框架?有具体案例说明无人机收集的数据被用来伤害民众或者有关于这些案例的调查吗?我们越了解无人机数据给受灾民众和和救援工作者带来的风险,越能更好地化解这些风险,也能更好地赢得合作者的信任。

以科技史为鉴,无人机正处于从新兴事物到一般事物的转型期。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强迫人们接受新科技。现在我们有机会向公众证明,在充分考虑文化和环境差异的基础上,他们可以信任人道工作者会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无人机。未来掌控在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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