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战争”：为何人类大脑不应成为战场

各国军队正为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展开对抗做准备——人类的大脑。

尽管旨在欺骗敌军或操控士兵及平民的心理行动早已成为军事行动手册的一部分，但“认知战争”标志着概念层面的转变：人类认知被确立为军事竞争的“第六领域”，与陆、海、空、网络及太空并列。

在这篇博文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政策顾问皮埃里克·德维达尔概述了“认知战争”的概念，并审视了其引发的人道关切。他主张，如果我们的大脑将被作为未来战场，那么现在正是思考如何预防和减轻相关风险的时机。

对某些军事评论员而言，“认知战争”是“大国军事对抗的终极领域”，也是“21世纪游戏规则的改变因素”。有人预测“人类思维正成为未来的战场，而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目标”。也有人将 “认知战争”看作出于战略目的重新包装旧概念的一个流行术语。无论如何，神经、生物、信息与认知（NBIC）科学领域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正催生引起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新型军事能力。

这种转变正在发生在当代战争更广泛变革的背景下。向多领域军事协同作战（有时被称为“马赛克战争”）中变得关键的数据和信息植入不确定性与不信任，是当前极具价值的战略能力。“认知战争”旨在通过技术融合来强化这种能力。

一个以大脑为 “攻击目标”的令人困惑的概念

“认知战争”的概念尚无公认的定义。根据使用者的身份、语境及语言差异，该术语可指代一系列旨在通过人类大脑影响感知、情绪、信念、决策和行动的工具、手段及方法，从而增强军队对敌方的战略优势。

例如北约研究定义“认知战争”为“运用技术工具的艺术”“以改变敌方认知过程、利用心理偏见或反射性思维、引发思想扭曲、影响决策并阻碍行动，从而产生负面效应” 。中国战略家则倾向于在“三种战争”策略框架下使用“智能化战争”一词。俄罗斯军事理论则提出“心理战”概念，该术语与“反射控制”理论密切相关。此外“神经战”、“融合信息战”等表述同样被使用，增加了术语上的普遍混淆。

在战略话语中，该概念常通过如“信息战”及心理或影响行动等相关概念来阐释。然而，“认知战争”最好理解为一个统称，涵盖了这些不同形式的军事能力和作战行动。传统心理与信息行动侧重于目标对象思考或相信的内容，而认知行动则通过影响反应的生理触发机制，旨在改变目标对象如何思考。

通过技术手段——例如定向声波、光线或射频能量，或通过神经接口刺激大脑——对认知和感知过程的干扰在被操纵的信息基础上诱发行动。例如，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即将发生袭击的虚假信息，并同时使用声波炮引发生理反应、引起恐慌，从而导致人群散去，这样就能扰乱大规模的平民集会。

在这方面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如今已经可以利用神经数据来改造认知功能，并通过神经技术（如脑机接口或联网虚拟头戴设备）或益智药与神经药物（如影响注意力、记忆力或自控力的“脑力增强剂”、“聪明药”或“认知增强剂”等化学物质）来“入侵”人脑。例如佩戴读脑耳机者可能会产生显示其处于兴奋或疲劳状态的神经数据，而这些数据随后便可通过数字接口被实时利用以便被操纵。

在非战争环境中，神经、生物、信息与认知技术创新正为医学进步创造巨大机遇——同时也引发了同样重大的伦理问题——它们也在催生出伴有生理层面风险的日益复杂的操控技术。近期关于通过无线电波引发“异常健康事件”的设备的报道，正是其潜在影响的一个例证。

认知行动除了被应用于信息与心理行动范畴，还不仅指向人类认知的“数据”与“软件”，也指向其“硬件”——大脑本身。

认知领域的多重维度

“认知战争”的另一维度在于其对系统性方法的依赖，通过将神经、生物、信息与认知技术与网络及人工智能工具相连接，在提升军事行动速度、影响力和规模的同时，降低其可见性、可归因（归责）性及成本。认知行动寻求在不同工具与技术之间实现融合，以及“增强协同效应”，从而对目标人群的大脑功能产生生理性影响。其目的在于诱导目标作出符合军事目的的行为，同时维持目标具备自身控制力的假象。例如，通过一次网络行动制造信息真空，同时以强烈噪声淹没目标感官系统，并通过伪造的无线电通话模拟紧急风险情境，此类操作便能使军事指挥官陷入恐慌并作出错误决策。

认知行动也可结合横向（如利用家庭或社区内部关系）与纵向（如运用权威和权力关系）两种影响力维度。这些影响行动可以针对特定个人（如军事指挥官、政治领袖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群体（如政党、社会运动、民间社会组织）或整个居民人口（如通过利用国家机构或社会文化特征）。影响会叠加放大，并可能波及整个社会。通过利用基于数据的心理画像在社交媒体上实施精准投放影响行动的大规模操纵案例，如著名的剑桥分析公司丑闻，便揭示了此类风险。

这些多层面的行动被刻意设计得难以察觉，导致有人将其描述为一种“隐形”战争形式。确实很难确凿指出现实中的具体案例，也难以区分那些旨在无法追溯来源的手段和方法在理论与实际应用中的差异。然而观察当下时局，不难理解为何有人认为个人、群体乃至社会正被外部势力操纵，迫使他们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行为。

该科学已非虚构

诸如“神经武器”或脑机接口等技术为军事目的的潜在应用，听起来像是反乌托邦未来的科幻场景。但军事评论员警告称：“认知攻击不再是科幻”。它们“目前已经正在发生”，据称“环绕我们无处不在”。

尽管此类言论可能是出于战略目的而夸大的说法，但在认知领域正在进行的重大军事行动与资金投入却不容忽视。政治与信息生态系统加剧的两极分化、针对“混合威胁”的“全面防御”战略的发展，以及神经、生物、信息与认知技术的进步与巨额资金投入，正为“认知战争”的发展创造着强劲动力。

目前，现行战略大多围绕认知“韧性”或“效能”展开，而非进攻性能力。然而攻防目的之间的界限可能极其模糊。技术转用的潜力巨大，而技术层面的防护措施似乎不复存在。在必须与对手行动保持同步的惯常借口下，认知军备竞赛正在加速，存在伦理层面滑向逐底竞争的风险，并带来潜在的危险后果。

“干净战争”的技术神话

一些“认知战争”的倡导者认为，这种战争能帮助“在战争爆发前就赢得胜利”，从而减少直接军事对抗的需要，进而通过限制动能敌对行动的规模和人道代价来挽救生命。然而，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主张。迄今为止，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干净战争”的承诺已被证明是个神话，而这一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获益于技术解决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所维系的。

“网络战争”同样曾被一些人吹捧为一种减少“地面部队”投入需求的方式。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制导武器被宣称为实现更精准打击、更好保护平民的工具。然而在持续进行的冲突中，士兵仍被大批量部署至前线。整座城市持续被破坏，儿童以难以想象的规模不断丧生或致残，平民居民与基础设施持续遭受可怕的袭击。实际上，“认知战争”是在动能战争基础上叠加的新层级，它给平民和战斗人员带来的风险非但未减，反而加剧。

“认知战争”的概念还扩大了所谓“混合”军事行动的范畴，使其低于武装冲突的门槛，并明确将平民纳入潜在攻击目标。其结果是，它进一步模糊了战争与和平之间、平民与军事人员之间，以及合法军事目标与非合法目标之间的界限。然而在法律层面，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及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的（红）线是清晰明确的。无论在武装冲突期间或之外，认知行动都必须遵守适用的人权法，包括隐私权和自决权。

试图“模糊界限”的做法是操纵行为，正助长着令人忧虑的“将一切武器化”的趋势，将现有规则与保障措施描绘成军事目标的障碍。为防范“认知战争”可能引发的毁灭性后果，尊重法律至关重要。

“认知战争”的潜在毁灭性影响

消解人性、能动性与控制力

认知改造可以帮助维持或削弱警觉性和注意力；改善或恶化记忆、协调性与反应速度；加剧或缓解压力与疲劳。它们是专门设计用于干扰情境与情绪感知、批判性推理及判断能力，针对的是大脑认知功能与人的能动性的核心。关于接受此类“强化”改造后的人是否仍具人性的修辞性疑问意义重大，促使部分法学学者质疑：此类改造是否会使人沦为“武器”？

不难理解这些手段带来的军事利益：它们承诺带来战术与战略双重优势、兼具攻防能力，且将战场从前线转为“叙事之战”。然而，这种被感知到的军事利益可能是目光短浅的。当士兵通过认知或生物改造变得更具攻击性、更“适应战斗”时，以及当他们对他人的同理心与人性被刻意操控以服务于作战目的时，他们将如何对待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平民及其他群体？若其能动性与控制感遭到削弱，又有什么能保障一旦行动结束后，或他们回归到家庭与平民生活时，他们能够恢复全部认知能力？

军队在掌控其可用的网络、人工智能及神经技术方面已然跟不上时代之速。对士兵认知能动性的技术挑战，可能对敌对行动及国际人道法的尊重产生严重后果。“认知战争”技术有产生进一步扭曲士兵控制感的风险，其方式是危及他们遵守命令或交战规则的能力。尽管士兵未必处于能真正同意使用或被用于认知行动的地位，但他们仍需为此承担责任。

可以说，由于“注意力经济”技术对我们思维能力的影响，人类已经经常在认知上不堪重负，变得愈加麻木和迟钝。对人工智能日益增长的依赖正在催生“认知卸载”现象，正逐步侵蚀智力能力，并消解作为人的核心要素。面对更先进的新型认知操控技术，我们或许会陷入真正的困境。

难以预料的连锁效应

有人将“认知战争”比作针对大脑的“燃烧瓶”。一旦投入使用（或落入非国家行为体或犯罪团伙之手），它可能点燃难以、甚至无法控制的烈火。通过将认知改造（例如使用“兴奋剂”增强攻击性和战斗韧性）与心理操控技术（例如利用流行的数字服务操纵人们情绪）相结合，认知行动会制造累积性的多米诺效应。

干扰大脑功能必然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难以预见的副作用和长期后果。在个体层面，认知损伤可能是永久且不可逆的。当人们被操纵陷入偏执、愤怒、激进与暴力时，个人如何能降低对其安全与尊严造成的风险？而当战争结束后，你又该如何与那些被认知格式化、不再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的个人与社区构建和平并维系安全？

在社会层面，次生效应可能是深远的、系统性的且长期存在的。认知行动旨在破坏敌方的“信任结构”，制造混乱、分裂与紧张。然而其潜在的社会影响难以预测，且不太可能止步于国界。通过侵蚀士兵间的信任，认知行动会影响其“意志与士气”，危及纪律和指挥链——这些正是确保国际人道法得到尊重的关键工具。通过将道德与合法性工具化来影响民众的信任，此类行动可能瓦解支撑政府的社会契约建构。在社区内部引入分裂、极化及对“他者”的非人化，它们可能毒化社会凝聚力的粘合剂。通过利用腐败与不平等，它们会瓦解支撑经济运行的系统性信任。失去社会契约、凝聚力与信任的社会根本无法运作。

通过“认知战争”，预期敌人将最终从内部瓦解，而无需发射一颗子弹。但破坏认知功能和社会信任肌理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则难以识别和有效缓解。军队是否具备充分能力来预防和缓解这些具有深远破坏性的潜在次生影响，目前尚不明朗。

通过合规与预防应对融合风险

当各国为全球潜在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做准备时，军事战场可能扩展至人类大脑的设想令人深感不安。如前所述，“认知战争”威胁着人类完整性与能动性的核心要素，破坏着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及军队遵守该法的能力。其累积的次生影响难以预测且可能极具破坏性。随着认知领域的军事战略和对该领域的投入的发展，当务之急是抓住时机建立有效保障机制，以遏制这场威胁我们大脑完整性及人性本质定义的“认知军备竞赛”。我们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确保军事认知行动符合国际人道法原则和规则，包括规范敌对行动的行为准则。鉴于认知战争事实上并非新型战争领域，它并不出现于法律真空之中，且其所涵盖的技术与方法均受现有法律框架，尤其是国际人道法约束。只要符合国际人道法，利用信息、心理、网络或人工智能手段操纵和欺骗敌方并不被禁止。军事技术必须符合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适应技术。
提升军队在理论和行动层面构建有效“认知战争”风险防范与缓解框架的能力。理解并衡量此类行动对个人及社会产生的次生影响与连锁效应的能力，对确保此类行动的合法性至关重要。
尊重国际人权法义务，保护人们的身体与认知完整性，保障其自决权、健康权及思想自由不受不当干涉，包括通过神经技术、生物技术及“认知战争”相关技术实施的干预。
运用医学、科学和军事伦理来规范认知领域中的行为，并在必要时制定新立法以保护“神经权利”，保障人们的认知安全与能动性，使其免受危险的商业或军事实验侵害。

“ 认知战争”依赖于技术、科学和社会心理多重行动层面的融合。这种融合同样适用于其产生的风险。这些风险并非孤立运作，而是累积、交互并相互放大。在国际人道法、数字信息环境、人工智能、信息与通信技术以及神经与生物技术领域持续开展的合作、监管和治理举措，为构建同样融合的预防和风险缓解方法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