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化的战场：技术、战术与战争界限模糊的风险

新兴技术在武装冲突中的加速融合，不仅正在改变战争所使用的工具，也正在重塑其战术、地理范围、参与人员及影响。从商用无人机到人工智能，从电子战再到对民用基础设施的军事利用，这些技术发展可能会模糊军事与民事领域的界限。这些变化挑战了人们对战争特性、作战行为、实际作战方式所长期秉持的假设，同时引发了关于保护平民和维护区分原则的法律和人道关切。

在本博文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新战争技术事务顾问鲁本·斯图尔特（Ruben Stewart）探讨了这一转变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他重点分析了不断演变的技术和趋势如何正在影响敌对行动，以及对平民保护带来的冲击。他强调了在这些变化中维护法律规范的紧迫性，特别是区分原则，以确保复杂性不会成为不遵守规范的借口。其分析的核心要义在于：呼吁正视这些变化对陷入冲突中的民众带来的深远人道后果。

武装冲突的特性正在发生变化。曾经只存在于科幻小说或实验室中的创新，如今被部署在现代战场上。与此同时，新的作战方式正在出现，可能会模糊以下领域长期存在的界限：军事与民事、实体与数字，以及武装冲突活动与非武装冲突活动之间的界限。这种转变并非仅限于技术层面，还涉及理念、学说与战略层面。

当今的冲突格局由三大相互关联的总体趋势所形塑：首先，出于部队保护考量而追求降低风险，其次，提升杀伤力的欲望，以及平民及民用物体日益融入军事活动中。以上每种趋势都对平民保护、适用国际人道法构成了独特挑战，并有可能会动摇支撑作战行为的一些基本假设。

无人自主系统的崛起

过去十年中，毫无疑问最为显著且被广泛采用的军事创新就是无人系统的激增：空中的无人机、地面上的无人驾驶车辆，以及海上的无人舰船。这些曾仅为少数科技强国所掌握的无人操作系统，如今却是当代战争近乎标配的特征，包括非国家武装团体也在频繁使用。

两类无人系统占据鳌头。第一类是改为军用的“商用现成技术”（COTS）系统；这类系统具有成本低廉、改装灵活且往往可一次性使用的特点。它们原本设计为民用，现被用于情报监视侦察和指挥控制通信，且越来越多地直接用于执行攻击任务。第二类是专为军事行动研发的定制无人系统，包括远程打击无人机、自主巡飞弹药，以及用于战斗支援、后勤物流，甚至医疗后送的地面平台。

当前冲突中有关无人系统的生产数据揭示了这场变革的巨大规模。过去，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拥有数量有限的无人系统；如今，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拥有无人系统编队，有些甚至达到百万量级。这些数字不仅代表了战术上的调整，更反映出军事力量组建和投送方式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无人海上与地面载具也在迅速发展。海军无人机已被用于针对舰船、沿岸目标、直升机和固定翼战机的进攻行动。地面平台正在进行测试并部署于从布雷作业到战斗支援等各种实战用途。近期的一次联合作战行动完全由无人系统执行，尽管其规模有限，却让人一瞥未来全自动化战争的可能形态。

全景、全域及全时感知：持续监测传感器与信息环境

当今战场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数据收集和传感器整合的爆炸性增长。现代军队和非国家参与方依赖包括热成像与夜视设备、激光雷达（LiDAR）、雷达、声学传感器、元数据和卫星图像在内的多种信息来源，以构建出“统一作战态势图”（Common Operational Picture, COP）。

然而，这一统一作战态势图并不仅由军事装备生成。民用设备，特别是手机，既作为情报收集工具，也充当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手机用户有时会主动采集并传输战场情报，但在其他情况下，其设备可能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用于对他们进行定位、追踪、分类，并定为潜在攻击目标。海量的个人数据，如通话记录、应用程序元数据和地理位置，可从民用来源中获取，由人工智能系统处理，并转而用于目标锁定、画像分析或影响力行动。

为便利这些信息的传输与处理，民用与军事信息基础设施和工具也发生了相互融合。商业卫星、数据中心、民用软件和电信网络如今被常规用于翻译、分类与储存军方截获的通信内容、传输战场数据，并辅助战场的指挥与控制。

这方面的法律影响极为严峻：当民用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军事行动的关键所在时，它本身也会成为军事目标。此外，个体面临被攻击的风险，不是由于其行为，而是因其设备“显露”出的那些关于他们的信息。

看不见的战场：电子战与通信干扰

随着对数字通信的依赖不断增加，这些系统的脆弱性也在同步上升。电子战—— 包括干扰、欺骗以及信号拦截——已成为当代冲突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在一些交战中，电子战已将精确制导弹药的误差范围从不足20米扩大到超过一公里。载人和无人航空系统因信号干扰而迫降、被迫停飞、或失联。加密无线电设备被截获或失效，迫使作战人员使用纸质地图和商业手机等模拟工具。

非国家参与方正在使用市售干扰设备来破坏通信与导航系统。除了其战术效应外，电子信号本身也造成风险：即便是短暂的信号发射，也能暴露部队的位置并引发目标锁定。

对此，一些军队正在采用更具抗干扰能力的系统，例如为无人机配备光纤通信线路。还有一些则在试验完全无需主动控制链路的自主武器，从而在实质上将人类从决策环节中移除。

人工智能与战争速度

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成为作战方式的一种工具。人工智能正在被用于识别目标、分析与管理传感器数据、翻译通信内容，以及规划与协调无人作战行动。在冲突中，由人工智能赋能的系统能够将“杀伤链”（从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全流程）从几分钟压缩到几秒钟。在某些应用中，据报道，人工智能已被用于推荐打击目标，甚至协助执行打击任务，在此过程中的人类审查明显极为有限。

目前的人工智能系统通常被设计为辅助而非取代人类决策。但当决策速度快到人类无法实际履行监督职能时，这种辅助就会转化为替代——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人工智能奇点”。

除了目标打击外，人工智能正在融入后勤/物流、监视以及战略规划之中。各国的军队正在追求“人机协作”理念，将人工智能驱动的平台与载人系统配对，以提升作战效率。“忠诚僚机”系统——即在有人驾驶的战斗机旁飞行的无人机——在部分场景中已投入使用。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日趋成熟，其影响力将可能延伸至战争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关于法律问责、错误率以及有效适用国际人道法等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些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者都难以完全理解它们的自我调整方式。

远程打击与高超音速武器的日益广泛使用

另一个显著趋势是远程与高速武器的广泛使用，包括远程无人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被越来越多使用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这些系统使交战方能够打击上千公里以外的目标——远离前线，又往往深入敌方腹地。

这些远程打击能力产生于新系统的研发，有些情况下是通过对现有弹药进行改造升级来延伸射程，以及将防空导弹等现有系统改装为对地攻击用途。

高超音速武器——其定义是以超过音速五倍以上的速度飞行的武器——因其高度的可操纵性与速度而尤其引人关切，现有的许多导弹防御系统对其难以有效拦截。此类武器的试验与部署正在增加，2024年已有对一些首批实战应用案例的报道。

这方面对平民安全的影响显而易见：随着武器射程与速度的提升，远离前线的关键基础设施和人口中心的脆弱性也随之增加，且往往缺乏及时预警或空中防御系统的有效拦截等减损机制。

战争场域的拓展

现代战争已不再局限于陆、海、空三大传统作战空间——网络、外空以及信息环境等场域中的军事活动正在日益增长。

针对公共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和交通系统的网络行动变得越来越频繁。许多未达到武装冲突门槛的活动——例如干扰全球定位系统信号以影响民用航空、网络破坏行为以及虚假信息传播战——如今已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常态。

在外空领域，近年来卫星发射数量之多——仅一年就常常可达到数百颗——反映出外空在情报监视侦察和指挥控制通信中日益增长的核心位置。对军事与商业卫星进行干扰、欺骗，甚至实施物理干预的行为，加之对利用核爆产生的电磁脉冲使近地轨道卫星失效的担忧，凸显了这一领域的脆弱性。

从防卫到“全民防卫”

为应对日益复杂且规模扩大的安全威胁，一些国家已采纳了“全民防卫”战略，即将军事、民事、经济与科技领域的资源全部纳入国家安全规划的全社会方法。这类战略通常包括向平民提供指导，使其能够进行应急准备，维持关键服务的运作，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为国家防务效力。此外，国家防务体系还包括如何将科技公司及民用关键基础设施（如电信、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及卫星网络）用于支援军事防务工作方面的考量。

虽然平民的参与会有助于提升国家的韧性，但让平民更直接地参与如情报搜集、后勤/物流或民间抵抗等支援角色，也带来了严峻的人道关切问题。例如，平民与民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越是靠近军事活动，其遭受损害的风险就越大，且越难以尊重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的“区分原则”。

实施全民防卫模式的各国应充分考虑如何在备战与保护平民之间取得平衡，确保平民得到免受敌对行动影响的保障，且不会因卷入军事行动而被置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

人道后果与反思的需要

贯穿所有这些发展的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始终是：民事与军事领域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无论是商用现成技术被用于军事用途、将民用基础设施用于军事目的，或是动员平民参与军事行动，战斗员与非战斗员之间的界线都面临着愈加难以界定的风险。

这一问题在军方利用平民或民用物体从事军事活动的情况中尤为相关，因为这引发了该等使用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下保护其免受敌对行动影响义务的疑问。若平民与军方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区分原则——即在军事目标与平民及民用物体之间作出区分的义务——就愈加难以得到遵守。与比例原则、攻击中的预防措施原则以及对民用基础设施的保护相关的规则也将难以得到遵守。

此外，随着战争变得越来越快速、越来越自动化、越来越由数据所驱动，由人类做出有效判断的空间就被大大缩减。生死攸关的决策可能以“机器速度”做出，且依据的是人类操作者不可见的数据输入和程序设定。

结论：战场空间变得愈加复杂

未来战场将由三大交汇的趋势共同形塑：一是通过无人及远程系统以及危险任务的自动化来降低风险；二是通过传感器网络、更快速的决策以及多场域作战行动来追求更大的杀伤力；三是我们有可能会看到平民与民用物体被日益整合进军事体系，从基础设施与商用现成技术到“全民防卫”战略，不一而足。

这些技术创新及其应用必须伴随着对其后果的更深入考量以及采取保障措施以降低对平民造成伤害的风险。随着冲突特性的演变，武装参与方必须始终回归法律、伦理和人道框架，以指导技术创新的应用。技术能够重塑作战方式，但战争的起因及受影响对象仍相对不变。

在界限模糊、战争加速的当下，坚守将武装冲突与无差别暴力区分开来的原则与规则——即国际人道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迫。这些规范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维系我们共同人性的关键所在。它们远不是一种负担，这些规范为我们驾驭纷繁复杂的环境、在混乱中予以厘清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并有助于确保技术创新不会以牺牲平民生命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