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和9日，广岛和长崎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批——也是截至目前仅有的——在战争中遭到核武器轰炸的城市，轰炸造成10万余人当场死亡，并在此后数十年间摧毁了无数生命。此类武器所造成人道后果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均远超其他武器。虽然在法律和道德层面反对此等极端恐怖武器的主张自19世纪以来就已经提出，但随着全球讨论从核裁军转向再度兴起的对核威慑的依赖，核武库不仅持续处于战备状态，甚至还在不断扩张。
在本篇博文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政策顾问多米尼克·卢瓦追溯并梳理了从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到《禁止核武器条约》期间，法律和人道层面针对核武器的反对意见的演进历程。他认为尽管法律和外交层面的里程碑式成就带来了希望，但当今世界正再度滑向灾难的深渊。此刻，在2026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应以人道——而非毁灭——为核心重塑全球安全理念，并采取紧迫的集体行动来减少核风险，预防核武器的使用。
本周，世界各地，尤其是广岛和长崎的人民，都在共同纪念战争史上最为骇人的时刻之一：1945年8月6日和1945年8月9日，两枚原子弹在这两座城市爆炸，造成10万余人当场死亡。此后的数小时、数天和数周内，另有数万人因烧伤、冲击伤和急性放射病在痛苦中死去。到1950年，据估计两次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攀升至34万人，其中许多人因辐射的长期影响而死亡。时至今日，幸存者继续因辐射暴露导致的癌症和其他疾病而饱受痛苦。
国际人道法以及约束的起源
核爆炸70多年前的1868年，应俄罗斯帝国内阁的邀请，在圣彼得堡召开了一次国际军事委员会会议。来自欧洲大多数国家以及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特使参加了由沙皇战争部长主持的为期三天的会议和谈判。俄罗斯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提议禁止使用在接触人体时爆炸的某些爆炸性弹丸——这些弹丸会造成极为恐怖的重伤，并令人在极端痛苦中死去。
在三天的会议结束之际，17国代表就禁止使用此类武器的《圣彼得堡宣言》达成一致。除谴责此类武器在技术层面造成的影响之外，该《宣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序言中阐明了国际人道法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原则：
- 战争必要性应服从人道要求，应在技术上予以限制；
- 文明的进步应尽可能减轻战争的灾难；
- 各国在战争中的唯一合法目标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
- 这一目标可通过使最大限度数量的敌方战斗员失去战斗力来实现；
- 无益地加剧痛苦或使死亡不可避免的武器超出了这一目标；
- 因此，这类武器违反了人道法则。
在19世纪，上述原则划出了一道大胆而坚定的底线，确立了一个立场：战争中即使有些手段在军事上行之有效，也并非均可接受。
1925年，《日内瓦禁止毒气议定书》禁止在战场上使用窒息性气体，进一步强化了同一理念：即某些技术，无论其军事价值如何，都因其会造成太过恐怖的后果而不得使用。在此之前，一战后从战场上返回的年轻人饱受有毒物质摧残，发出普遍疾呼，从而促使各国对一战的恐怖做出应对，再度认识到军事必要性必须受到人道底线的约束。
从大规模杀伤到相互保证毁灭
到了二战期间，道德“底线”愈发模糊，并最终被彻底击垮——这是由于各方使用了更具毁灭性的技术，而最具灾难性后果的就是对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行径。在此后数十年，核武库以令人警觉的速度不断扩张，其破坏力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由此产生了“相互保证毁灭”（MAD）的理论逻辑，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敌对方使用核武器会导致攻击方和守卫方同归于尽。
那么，一个世纪前圣彼得堡会议上所彰显的人道智慧与法律约束如今何在？国家存亡为何要以保证彻底摧毁其他国家——并最终摧毁人类自身为前提？
在大国参与武装冲突与地缘政治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使用或意外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世界各国决不能无限期地笼罩在此等灾难性威胁的阴影之下。
1995年，最初于1968年通过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得到了无限期延长。这也重申了包括拥核国家在内的所有缔约国的义务，即进行真诚谈判，推动停止核军备竞赛并进行彻底裁军。
恢复裁军：从明晰法律规定到保障人类安全
一年后的1996年，国际法院发布了《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并得出一致结论：“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也应符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的要求，尤其是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和规则的要求……”。依据该结论，这一世界最高法律机构明确指出，启发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谈判人员的基本人道考量也适用于核武器。国际法院还通过表决得出结论：“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一般而言将违背……人道法的原则和规则”。
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结束，主要拥核国家开始大幅减少其核武器库存。另外，随着围绕杀伤人员地雷或集束弹药等常规武器的使用开展的宣传活动在突出其军事效用之外，更强调了其所造成的人道代价，裁军运动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势头。
这些进展令人感到，国际社会有望不仅从国家安全和威慑的角度看待核武器问题，而是也考虑与此相关的人类安全和灾难性的人道后果，这就令人高度质疑核武器的使用能从任何方面符合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和规则。
201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期间，国际社会对“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深表关切”，这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此次会议重申所有国家有必要始终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然而，此类措辞表态方面的进步却并未转化为具体行动：拥核国家未能采取裁军措施。
为应对这一局面，大多数国家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启动谈判，最终122国在2017年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该条约禁止发展、试验、拥有和使用核武器。截至2025年8月，已有73国批准该条约，另有25个签署国。该条约是实现全面清除核武器的一项重要工作，明确指出核武器不符合国际法且损害人类尊严。
危险的退步
令人遗憾的是，在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原则和精神激励下形成的上述积极趋势近来却遭遇急剧逆转。在军事态势与理论中，核武器再度占据显著地位；核库存的现代化与扩张也在不断推进。各国不仅没有再续核裁军协议，反而任其失效。同时，一些国家继续主张核威慑必不可少，即使无核国家也面临同样的安全关切。所有国家均有责任保护本国国民免受安全威胁，而核武器对所有国家的安全都构成了严峻威胁。
在过去12个月，许多拥核国家或是直接参与武装冲突，或是为卷入武装冲突的盟友提供支持。加之使用激进性言辞，这可能会驱使其他国家发展或获得核武器，从而形成危险的循环，使更多核武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由此增加意外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且恐将引发大规模核战争。
历史已经表明，我们曾数次濒临灾难边缘——无论是由于技术故障、沟通失误还是边缘政策导致。而下一次，我们未必还能如此侥幸。
如果在人口密集地区或其附近引爆一枚现代核武器就足以使任何国家或国际社会不堪重负，无力应对和满足核武器幸存者的需求，那么多次核武器攻击又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其后果将无法想象。
依赖核武器作为人类安全的保障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还会使人类自取灭亡。
呼吁转变思维
这场集体自杀并非无可避免。当务之急是转变思维：要在拥核国家中间重新建立对话，并重振人类存亡共担重责大任的意识。
最首要的一步是所有国家必须避免考虑使用核武器，或避免忽视或最大限度地淡化其灾难性人道后果。各国应谴责任何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行径，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威胁，也无论出于何种情形。
此外，当局、专家和民间社会应面向公众普及核武器在全球层面造成的生存性威胁；这些武器并非仅仅关乎高层决策者或专业的国际组织，而是与各大洲的每一个人休戚相关，因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存亡危在旦夕。
为裁军创造必要条件的更多初步措施包括采取风险降低措施，以预防蓄意或意外使用核武器的情况。这包括解除核武器的高度戒备状态、承诺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以及降低核武器在军事理论和安全政策中的重要性。
上述切实举措将为充分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义务以及2010年审议大会行动计划中所做的承诺铺平道路。2026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将是一次关键考验：拥核国家及其核保护伞下的国家能否证明，人类的未来在于合作，而非毁灭？
同时，更多国家批准为清除核武器提供可行路径的《禁止核武器条约》，也将推动实现无核世界的愿景。
150多年前，在圣彼得堡，各国宣称文明的进步必须减轻战争的灾难，且致使死亡不可避免的武器违背了战争中削弱敌方军事力量的主要目标。
那么，人类是否长久以来误入歧途，以致再也无法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难道注定要走向一场明知可以避免的灾难？
我们都肩负一个共同的责任——向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以及子孙后代证明情况并非如此。让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扭转堕入核毁灭的危险趋势。
延伸阅读
- 法蒂玛·阿尔卡利，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来自尼日利亚的呼吁，2020年10月1日
- Magnus Løvold, An unnecessary evil: the discursive battle over the meaning of nuclear weapons, August 6, 2020.
- Helen Durham, The 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 one year on: Reflections from Hiroshima, September 20, 2018.
- Elizabeth Minor, Towards a humanitarian ban on nuclear weapons, August 4,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