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拜托，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得了新冠肺炎！”

几周前，在实验室结果出来后，我就是这样在电话中请求我最好的朋友们。尽管意识到世界上还有5000万人患有同样的疾病，我还是感到羞愧，甚至有点害怕被社会排斥。

在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支持下，我成功地克服了这些情绪。在研究了数月的新冠肺炎患者和医护人员污名化问题之后，这次的亲身经历让我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决定公开分享我的经历。

例如，如果在一个对新冠肺炎患者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感染了病毒，我会怎么做呢？当首发症状出现时，我还会自愿去做检查吗？我会尽快通知与我有过接触的人吗？我会接受医生的隔离要求吗？

坦率地说，如果一个诊断会无情地将我和我的家人曝光在社会的敌视和羞辱之下，我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会对要求检测或隔离的医护人员采取过激的行为。

这次感染经历让我认识到，在不同情况下，新冠肺炎患者的脆弱，以及，社会环境在诊断和康复过程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污名化患有(或可能患有)新冠肺炎的人，不仅会对患者造成严重困扰，也会对整个医疗体系及其疫情应对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在人民饱受战乱和暴力的国家中会更加严重，因为国内医疗系统已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难以应对其他紧急情况。

一个隐秘而危险的威胁

污名化的后果中，影响最直接和最深远的是，即使出现新冠肺炎症状，人们也可能因为害怕被贴上”瘟疫传播者”的标签或被社区排斥，而不去寻求医疗救治。在欺凌、威胁甚至人身攻击新冠肺炎患者及其家人的环境中，为了不使自己和家人遭受羞辱和暴力，大多数人都会三思而后行。

新冠肺炎往往成为边缘化移民或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又一个托辞，特别是在因战乱和暴力而分裂的社会中。因为新冠肺炎诊断带来的某些灾难性社会后果——往往会加剧经济后果——有时比病毒本身的潜在健康风险更令人担忧，所以个体可能会尽量避免筛查。但是，避免筛查会增加未被发现的感染者，从而导致疫情进一步传播，甚至导致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行为。

污名化医疗系统的后果不仅会影响新冠肺炎患者及其家属，也会影响到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自疫情爆发以来，医护人员遭受过人身攻击或言语侮辱，被赶出家门，被社区排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泼漂白剂或酸，甚至被开枪射击。这种基本上是由普通公民因害怕感染病毒所实施的侵犯行为，严重削弱了医疗系统的疫情应对能力，况且医疗系统早已因疫情带来的诸多挑战而不堪重负。过去几个月，在饱受战乱和暴力的国家中，从战争中受伤的人数与往常一样，这一数字并没有下降。

疫情期间，仅就克服自己或家人感染的恐惧而言，医护人员的压力和疲劳度已经很高了，但对医护人员的污名化加重了压力和疲劳度。污名化会导致职业倦怠、难以轮班、大批专业人员辞职，以及整体医疗系统的质量下降。在大多数国家，由于感染人数不断上升，医务人员不足且许多因压力和恶劣的工作条件而辞职。在饱受战乱和暴力的国家中，人员配备不足已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医疗系统不仅无力应对疫情，更难以应对其他突发卫生事件。

尽管存在消极影响，有人还是认为污名化行为也有一定作用，对”病毒传播者”的指责也是针对病毒威胁的一种防御机制。识别”传播者”并保护自己不受他们的影响，可能会给我们一种控制感与从容感，同时也将一个神秘无形的可怕实体，如病毒，变成某种熟悉的、具体的和可管控的东西。

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历史学家认为，对敌人的围猎通常与病原体有关，这是一种责任分配的集体意愿，虽然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与集体心理和人性有关。但就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样，人们在困惑和不确定的时期绝望地寻求答案和方向，而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信息能加剧社会骚乱，导致污名化和分裂的恶性循环，也能缓和紧张局势，团结公众，一致抗”疫”。

我们并不是在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战

用什么语言类型来谈论新冠肺炎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发表，诸如”我们必须像战时政府那样行动”或”我们在与病毒作战”类似的言论，政治领导人将疫情变成了一个更熟悉的战争叙事，这能给公众带来短暂的缓解，或是授权的虚幻之感，团结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

然而，语言学家和人道工作者都对战争叙事的中期和长期影响提出了警告，这种叙事加剧了焦虑，并扭曲了有关病毒的现实，也使讨论变得两极化和极简化：病毒是敌人，目标是拉平疫情曲线，策略是封锁，公民是士兵，医护人员是英雄。政府可以暂时逃避责任：物资准备、应急规划和防护设备供应等问题完全被忽视。

这种战争叙事是基于爱国主义和服从，而不是团结和意识觉醒。如果没有后者，”抗击新冠肺炎”的口号可能会迅速转变为”抵制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口号。语言学家已经开展了重新定义疫情话语的行动，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比如将疫情比作足球比赛中的对手球队。

专家们建议，要避免使用军事用语，还要避免使用所有将病毒感染者定罪或非人化的用语。例如，应该优先使用”新冠肺炎感染者”这种表述，而不是 “新冠肺炎传播者”，因为后者把责任放在了患者身上，就好像他们故意感染其他人一样。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重要的指南，建议使用适当的语言来描述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信息瘟疫”（infodemic）

战争叙事助长了侵略性，鼓励了人们之间的 “敌人围猎”，后者因大量疫情相关的信息而恐惧、扭曲，这种现象被称为”信息瘟疫”。当然，我们应该鼓励高质量的医疗信息，但”信息瘟疫”包括冲突、困惑和不可靠信息，包括错误和不实消息。后者主要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这是情感的温床，而不是科学和逻辑的温床：科学家、学者和专家擅长撰写官方报告和同行评议的科学报告，而不是令人信服的社交梗。

混乱而不实的信息、谣言和阴谋论增加了焦虑，引发了恐慌以及对政府和卫生工作者的怨恨，并导致了对他们的污名化。目前在美洲，”疫情卡特尔”（ COVID-19 cartel）阴谋论流传甚广，该理论认为病毒并不存在，医护人员正从全球谎言中获得经济利益。据报道，因相信此类说法，患者家属骚扰、威胁和人身攻击医护人员的情况时有发生。

因为战乱和暴力地区的医疗系统早已被战争击溃，难以承担抗击疫情的重任，这些事件在这些地区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当医生、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因难以再次承受暴力事件而决定辞职，或者当整个医疗设施因无法安全运作而关闭时，人们最终会发现自己不仅困于疫情，还受到战争、暴力和任何其他医疗紧急情况的围困。

为了避免”信息瘟疫”的消极影响，政治领导人需要向公众提供明确指导和有效信息，尽可能避免会催生不信任和痛苦的变动，不给虚假信息留有余地。正如我们从以往疫情中所学到的那样，政府必须坚持公开、公正，了解公众的所知、未知，并定期报告疫情应对情况，以便公众更好地了解疫情。

在已经面临冲突和暴力的国家中，这种政治领导和信息共享尤为重要。

延伸阅读：

• 亚历山大·布赖特格尔， 新冠疫苗与国际人道法：确保受冲突影响国家可以平等获取疫苗，2020年11月5日
• 杰斯·马尔克， 新冠疫情及其对残疾人的影响，2020年9月17日
• 索菲·萨特里， 新冠肺炎、冲突和性暴力：倒置举证责任，2020年6月19日
• Cordula Droege, COVID-19 response in conflict zones hinges on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pril 16,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