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医疗任务的攻击：问题识别和良好实践

在过去十年中，针对医院的攻击几乎成为每一场冲突的标志性特征。人道医务工作者多年来亲眼目睹并谴责的行为，已变得令人担忧地司空见惯。国际人道法有时会受到批评，认为其未能维护自身存在的根本目的，尤其当负有执行该法义务的各国在武装冲突中无力或不愿挺身而出保护医疗机构时。

在本文中，无国界医生法律总监克洛德·马翁（Claude Maon）强调，有必要就国际人道法对医疗任务的特别保护达成共识。她呼吁各方在适用相关规则时应秉持善意解释原则，以确保在实际攻击情形下，所有行为体都能切实保护医院。她着重强调，对医院的攻击并非不可避免；只有各国尊重该法，采取良好行动实践来保护医疗任务，并确保对武装冲突中影响医疗机构的攻击行为进行追责，这一持续的违法趋势才能被逆转。

过去十年间，针对医院的大量攻击及其引发的争论，让人们再度关注国际人道法中“法律上允许的有限例外情形”。这凸显出，必须抵制对这些极为有限的例外情形进行机会主义或“宽松解释”的倾向，以免其取代那些赋予医疗机构特别保护的规则；同时，也必须应对那些引发、助长或试图使此类攻击合法化的军事实践。

当前，在“激励对国际人道法做出政治承诺的全球倡议”框架下，围绕医疗机构保护展开的讨论仍指向一个明显且基本无争议的结论：医院享有特别保护，因而在武装冲突中必须得到尊重与保护。

然而，根本问题在于，国家与机构往往善于制定法律，却极不善于执行法律。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规则如何规定，而在于如何将其付诸实践。

当你读完这篇短文时，很可能世界某地已经有医务人员、医疗机构或患者的受保护地位遭到侵犯——这在2026年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医院享有现代国际人道法中最具保护力的法律框架之一（该框架是在二战后及“永不重演”的承诺下发展起来的），但如今医院依然每天都在遭受各种形式、各种借口的攻击。

十年前，联合国安理会第2286号决议（由各会员国于2016年5月3日一致通过，强烈谴责冲突地区针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及医务运输工具的攻击）呼吁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切实措施，将保护医院的规则付诸实施。然而时至今日，各会员国大多忽视了这一解决具体问题的呼吁，转而选择就规则与制裁进行理论性辩论。可悲的是，这正是我们今天依然所处的境地——在惨淡中纪念这个毫无庆祝意义的十周年。

在过去十年中，针对医院的攻击几乎成为每场冲突的标志性现象——阿富汗、加沙、黎巴嫩、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南苏丹、苏丹、叙利亚、乌克兰、也门：名单似乎无穷无尽。作为人道医务工作者，我们所目睹并谴责的行为似乎已经演变成一种极其令人担忧的常态——我们无法接受这成为规则。

在当下这一紧迫阶段，重中之重是立足国际人道法的人道宗旨和目的, 落实良好实践和对该法的善意解释。在特别保护的丧失及其警告要求、比例原则、预防措施原则，以及追责机制等问题上，尤应如此。

特别保护的丧失

当医院被滥用于军事目的，用以从事人道职务以外的害敌行为时，可能会丧失其特别保护，但前提是必须满足特定条件。其中包括：必须向对方发出停止害敌行为的警告，而该警告仍被忽视。然而，这一有限的例外往往导致冲突各方进行单方面且投机式的解释和适用。部分冲突方可能滥用医院以掩护其军事活动；另一方则常以“特别保护已经丧失”为理由攻击医院，从而剥夺其敌方、伤者和平民获得医疗救治的机会。

冲突各方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否可能丧失保护所作出的单方面、自由裁量式的决定，正导致当前法律未被遵守的失败局面。

因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丧失特别保护的情形，需要更强有力的定义指引和更加透明的评估机制，不能再继续依赖单方面且涉密的军事情报。在诸多现实情境中，剥夺敌方及附属民众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并非武装冲突的附带后果，而是威慑性和惩罚性军事战略中蓄意设计的一部分。冲突各方从不会公开承认这种政治选择，因其违反战争法。然而，在许多冲突中，这依然是现实，只不过常常通过“医院和医务人员已经丧失特别保护”的说法加以掩饰。

各国应通过政治指引和良好实践消除这一明显的模糊性，并重申：即便医院最终丧失其特别保护地位，这本身并不使其成为可合法攻击的目标。

适当警告

各国应通过政治指引和军事条令推动良好实践，并消除关于以下问题的模糊性：当医院被指控滥用于人道职务之外的军事目的时，交战方负有发出警告的义务。发出警告的首要目的，并非促使医院进行撤离，而是向敌方，并在可行时向卫生当局通报，医院可能遭到滥用，并要求停止此类行为。

因此，遵循良好实践，警告必须精确、具体地说明所指控行为的性质，并且警告不仅应发给冲突相关方，还应发给医院直属的主管部门。提供有关被指控滥用行为的详细信息，应优先于保护情报来源或谋求战术突袭等其他考量。

只有在同时满足一系列法律条件时，特别保护才会丧失：在发出警告后，害敌行为仍未停止；医院中被滥用的部分符合军事目标的定义；并且针对医院的任何攻击均满足比例性检验标准，并遵守预防措施原则，即攻击方始终负有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以限制附带平民伤害的义务。

比例性和预防措施

比例原则与预防措施原则体现了国际人道法为平民（包括伤者与病者和民用物体）提供的保护。这一评估通常由军事指挥官作出，既是其法定职责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国际人道法的基石之一。

关于比例性和相关预防措施的评估，基于一名理性的指挥官在发动攻击时已知或理应知道的信息。该评估不仅必须考虑攻击预期造成的直接伤害——这通常很容易被视为直接后果——还必须考虑随之而来的、可预见的间接伤害，即所谓对平民居民产生的“衍生影响”。这些影响应被综合起来视为攻击所造成的后果。

然而，尽管各方普遍认同上述两项国际人道法规则的重要性，但军方和人道行为体对于在实践中应如何解释与适用这些规则仍然缺乏共识。在战场上实际执行这些规则时，挑战军事逻辑通常极其困难。关于这些规则的适用，各国际法庭目前也尚未形成统一的判例体系，无法为医疗机构保护方面的追责提供有效框架。在追究重要民用基础设施被毁的长期后果的责任时，情况尤其如此。

各国际法庭也清楚，若无法获取受限的军事信息，便难以达到刑法认定责任所要求的高证明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

基于上述原因，在界定和适用医疗机构保护相关的比例性检验标准时，完全依赖刑事司法手段或仅依靠指挥官履行职责，既缺乏效果，也有失诚意。各国首先有责任制定、共享并采纳专门的政策和军事条令，并辅以切实措施，以有效限制武装冲突中对平民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医疗机构的破坏。

各国的政策指引与最佳实践，对于填补攻击医疗机构过程中指挥官个人责任方面的追责漏洞至关重要。

相关良好实践包括：要求任何影响医疗机构的军事行动都必须获得最高级别的指挥授权；在整个军事指挥体系中对攻击医院实行“零容忍”；确保指挥官除了遵守国际人道法之外别无选择；以及将保护医院纳入评判任务成功的重要标准而非无足轻重的附注——这些做法构成切实可及的行为准则，彰显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

追责

要求对攻击医院行为进行追责的呼吁，往往会沦为一纸托词。冲突方或相关国家可能会进行毫无结果的调查，建立没有实际效力的机制，并以程序为由替代结果。基于前述原因，仅依靠刑事司法手段，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不够的。

关于该领域的良好实践，支持建立指控调查机制至关重要，但须满足一项重要前提：由军事行为体调查其自身的军事行为，不能被视为独立机制。任何具备公信力的追责机制都必须包含独立要素，无论是通过国内司法监督、独立委员会，还是国际机制来实现。

在攻击发生后，开展资金与后勤保障的事实调查工作可能会颇具实效。攻击发生后，一个关键挑战在于避免被冲突各方和／或遇袭医院管理层各执一词的说法混淆事实。

各方可能迅速且轻易宣称某医疗机构已丧失受保护地位，但支持这些指控的信息，却很可能永远不会被公开，而是被掌握信息的当事方迅速贴上“国防机密”的标签，从而使争取信息透明的努力变成一场艰难斗争。因此，帮助受影响的医疗机构厘清攻击的全部事实与事件顺序，是为未来开展司法程序并追究相关责任保全事实与证据的重要方式。

在不透明状态下进行的调查，无法遏制未来的攻击。应通过一切可行方式对相关证据和信息进行解密。包括医疗机构或医疗组织在内的受害者，应能获取这些信息。指挥官责任必须在国内立法中得到明确体现：未能制止、惩处攻击医院行为的指挥官，必须承担相应后果。

此外，几乎已被遗忘的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的职责也应得到重视。该机制依据《第一附加议定书》设立，是目前唯一基于国际人道法条约建立的追责机制，它应该通过其“斡旋”等职能发挥比目前更大的作用。

结论

在19世纪，保护医疗任务的迫切需求促成了《日内瓦第一公约》的通过，为人类留下了一份巨大且无可比拟的馈赠。而在21世纪，现实中的患者与医务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人——却依然因本可避免的原因而死去。

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早已存在，并非高深难题：少些空谈，多些行动；少些不具约束力的承诺，多些具体的政治担当。秉持善意解读法律，采取稳妥实践，实施国际人道法。

通过与冲突各方建立热线等简易的规则和程序，无国界医生组织得以在战区成功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

但这些良好实践、标准以及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建议，只有在各国紧急落实、切实执行、以实际成效作为评判标准（而非流于言辞表态与书面文件时），才能真正发挥价值。

针对医疗任务的攻击：问题识别和良好实践

特别保护的丧失

适当警告

比例性和预防措施

追责

结论

延伸阅读

国际人道法的灯塔：通往数字标志之路

在大规模冲突中遵守国际人道法：各国应如何做好准备以允许并协助人道救济的运送？

Share on Masto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