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期间，及时获取可靠信息能够挽救生命。受影响民众需要知晓危险和风险来自何处、他们能够在何地以何种方式寻求援助，以及如何进行自我保护、获取所需的服务。与此同时，冲突中的信息战已成为数字前线的一部分，有害信息传播的规模、速度和范围均超过以往。信息空间中可能充斥着各种叙事，有的歪曲了对民众就避难所或自身安全做出决定至关重要的事实；有的破坏人道行动；有的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助长极化趋势和仇恨言论，或引发、煽动针对平民居民的暴力行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担忧，传播误导性或仇恨叙事，可能会削弱对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影响民众的保护及其安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重点关注因扭曲信息或缺乏可靠信息而造成有害影响的可能性。在本篇博文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数字风险顾问朱埃莱·里兹克提出了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与有害信息传播相关的四大风险，并阐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即重在应对此等行为对民众所造成的有害影响。

在战火中，并非只有枪弹伤人。信息——无论是无法获知还是遭到操纵——是战场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可能会对受影响民众造成严重后果。平民伤亡、流离失所、身心创伤可能就是因为有人传播引发或加剧有害行为的信息；其中一些行为还可能会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在武装冲突或暴力局势中，传播误导性或仇恨叙事，可能会削弱对民众的保护及其自身安全，其中包括儿童、难民、流离失所者、少数群体和暴力受害者。民众所承受的影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人道问题。有害信息会使他们在武装冲突或暴力局势期间更加脆弱，并面临更多风险，而这是叠加在敌对行动和暴力导致的其他后果（如人员伤亡和财产毁损）之上的。

如欲以适用于武装冲突和暴力局势的方式应对上述后果，必须充分理解与有害信息传播相关的四大严重风险：

1. 对民众造成严重人道后果。有害信息可能会伤害民众的身心福祉以及经济和社会福祉。他们可能无法获得或因受误导而错过挽救生命的信息或服务；或在诱导下做出错误的决定，增加受到人身伤害的风险；可能成为暴力行为、骚扰、诽谤和/或恫吓的对象；还可能遭到孤立、歧视和非人化，从而危及自身的尊严感。
2. 助长仇恨、暴力和冲突。随着有害信息四处传播，这会助长仇恨和极化趋势、引发骚乱，并怂恿暴力行为。在战时，推动战事升级的仇恨叙事会削弱对民众的保护及其复原力，而且可能会助推冲突，或危及解决冲突、实现和平与和解的机遇。
3. 削弱保护性的国际法律框架。除非法言论或信息行动之外，传播有害信息也会导致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有害信息可能会影响武器携带者的行为——例如，此类信息可能会助长针对敌方的暴力行为或将敌方非人化，从而降低了武器携带者遵守国际法律框架的可能性。在适当保障缺位的情况下，一些限制信息传播的措施可能事实上反而会造成更多伤害，进一步侵犯表达自由权等个体权利。
4. 损害对人道工作者的信任和接纳，并影响其安全。针对人道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或其职责和原则传播被操纵的虚假信息，会损害民众对其活动与动机的信任，包括对其中立性和独立性的信任。针对某一个组织的负面宣传也会产生连锁影响，破坏其他组织开展恪守原则的人道行动的空间。这还可能导致人道工作者在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遭到威胁与攻击。

出于上述理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经传播后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流离失所、承受痛苦，或可能削弱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的信息，即为“有害信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此种信息视作冲突中的重大问题，认为其极有可能造成人道后果和影响。在武装冲突中，能否在合适的时间获取可靠的信息，可能生死攸关。虽然国际上没有对“有害信息”一词的定义达成一致，但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该词是指各类能够导致身体、心理、经济或社会层面伤害的信息。

有害信息包括错误信息（被人误以为真而在无意中传播的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出于恶意或为谋取经济利益而蓄意传播的虚假信息）和恶意信息（为获取战术优势或造成伤害而蓄意传播的真实信息）。根据这一描述，不一定非法但可能有害的仇恨言论和叙事也被视作有害信息。“有害信息”一词使我们重点关注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因而，其包含推动局势升级的叙事、削弱对国际保护性框架之尊重的叙事，或针对受国际法保护人员的叙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何关注伤害？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重点关注造成伤害的风险，而不是对可能（或不一定）被禁止发布的各类信息和言论进行专业划分。

• 在与暴力和冲突相关的紧张局势、极化局势和分裂局势当中，情况往往是一些信息对有的人而言是虚假信息，而其他人则深信不疑。 因此，有害信息既是冲突的助推力，也是冲突的一种表现，与政治考量或目标相关联。虚假信息借助认知偏见和情感偏见日益壮大。而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期间，民众的不满、世界观与信念仍对人们的身份认同和尊严感至关重要，并对他们的决策与行为具有重大影响。
• 虚假信息和信息操纵问题的政治化意味着人道组织陷入了政治游戏与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意图“反对”和“打击”这一问题的政治决策可能会在现实中造成极化和分裂更加严重，或强化有害的信念和观点，而非发挥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同样，由政府和其他出于政治动机的参与方主导的“动员全社会”的工作方法尽管具有相关性和合法性，但可能会为民间社会和人道参与方施加额外的压力，迫使其实施国家推动的政策和方法，从而危及其独立性，并可能使其难以协助有效应对该问题。
• 言论受国际法的规制，而这不一定基于信息的真实性。国际人道法虽未对“有害信息”作出定义，但规制了冲突各方对信息的使用，并保护受影响民众的生命和尊严。同时，“有害信息”并不一定是非法的，无论是政治宣传、信息行动，还是其他形式的为欺骗敌方或影响当地民众而散布或传播信息的活动。这些活动本身可能并不一定受禁止，如为了支持军事行动或实现战略目标而传播某种形式的虚假信息。不过，国际人道法确实对武装冲突期间的信息行动施加了明确的限制。其中一些限制是针对鼓励非法暴力的信息行动，以及宣传征募儿童的信息、公布战俘照片、蓄意散布恐怖或传播阻碍和破坏人道行动之信息的行为。

重点关注信息造成的伤害，而非信息的真实性或术语层面的区分，有助于制定更加全面且涵盖相关多维度风险的方法。专门针对冲突情形的方法能够反映受战争与暴力影响的民众所面临的复杂现实和脆弱性，还能反映出他们获取可靠信息、捍卫自身基本权利的需求。在试图应对有害信息导致的影响时，各国、民间社会参与方和人道组织必须通过如下手段确保民众仍具有复原力而且能自我保护：借助媒体、加强民众的数字素养、促进批判性思考，并推广因地制宜且兼顾民众的不满、信念和其他心理与情感偏见的方法。

此外，专注于预防并减轻负面影响，能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增进与所服务社区的接触交流，改进网络连通性、使民众更好地获取可靠信息，同时避免政治工具化的风险。各国、社交媒体平台、媒体和记者、民间社会参与方和人道组织都能够发挥各自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作用，提供、推广并扩充真实可靠且在危机期间对民众生命和尊严而言必要的信息。具体而言，应鼓励推行促进并实现连通性的政策，而非重在断网或降低网速，或限制其他信息与通信手段的政策，因为这会适得其反。

最后，战争和骚乱之时，公众（或官方）叙事和言论，往往会激增，可能会削弱对国际人道法或其他保护个体权利的法律框架的尊重。在负面情绪和暴力高涨的局势中，信息环境可能会间接助长针对民众的非法行为，并危及他们的尊严感；质疑国家确保交战方尊重国际人道法的能力；并阻碍人道行动或侵犯人权。理解有害信息如何通过信息空间造成真实的身心和社会伤害，能够促进各方更好地理解受冲突影响民众在安全和尊严方面存在的风险，并支持对话和倡议，从而预防或应对这些伤害对民众和社会所造成的后果。

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各国、私营部门（包括技术公司）、民间社会和人道组织，均应坚守各自的义务或责任，并制定应对行动，实现以下几点：有效应对有害信息的传播、改善民众获取可靠信息的情况，并减轻有害信息对受影响民众的安全和尊严以及恪守原则的人道行动的负面影响。

延伸阅读：

• Natalie Deffenbaugh, De-dehumanization: practicing humanity, June 27, 2024
• Chris Brew, From content to harm: how harmful information contributes to civilian harm, February 27, 2024
• Tilman Rodenhäuser, Samit D’Cunha, Foghorns of war: IHL and information operations during armed conflict, October 12,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