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流感大流行暴发之际，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时。这次大流行先后共出现三波疫情：第一波疫情发生于1918年春季；而同年秋季暴发的第二波疫情最为致命，占此次流感大流行总死亡人数的90%；第三波疫情发生于1918年冬季至1919年春季。大流行接近尾声时，全球一半以上人口被感染。由于数据缺失，难以确定具体死亡率，但相关估算数字仍在不断向上修正。如今，历史学家和流行病学家认为当时全球人口中约有2.5%至5%死于西班牙流感，即死亡人数约为5000万至1亿人。这次大流行的死亡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率的5至10倍。

历史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演。每个历史时刻都不同于过往。然而，不同历史事件之间却存在相似之处；历史即便不会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也会激励我们采取行动。探讨1918年流感大流行，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当前的新冠疫情危机。

污名化和战时宣传：旧式思维、有损无益

由于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现在中国武汉，有人便将新冠肺炎称为”中国病毒”。这种向某一群体或国家冠以污名、要求其为某一灾难负责的现象并非新趋势。例如，”西班牙流感”就是误称：一战期间大多数交战国实行严格审查制度，最初不允许报社报道疫情，但西班牙媒体却对病毒传播情况进行了报道，这导致人们误以为疫情源于西班牙。

1918年流感大流行还被冠以许多其它别称，其中多数基于国籍或种族：”西班牙女士”、”法国流感”、”那不勒斯士兵”、”紫死病”、”战争瘟疫”、”佛兰德斯感冒”、”柯尔克孜病”、”黑人病”、”匈奴流感” 、”德国瘟疫”、”布尔什维克病”甚或是”土耳其-德国细菌犯罪企业”。

这些歧视性称谓反映了当时许多迅速传播的关于这一疾病起源的谣言和理论。基于当时不断增多的战时宣传，冲突各方互相指责对方应为疫情负责。在一些情况中，他们指责敌方使用病毒武器，是疫情的始作俑者；而在其它情况中，交战方互相指责对方因其卫生系统崩溃而无意间造成疾病传播。在同盟国中，一些人指责德国制药企业拜尔公司故意向阿司匹林药片中注入病原体。其他人则认为德国人在潜水艇中携带瓶装病原体，然后将其倾倒在供水设备、牛奶中或是会议厅、电影院等大规模集会场所中。一些人声称这一疾病像化学武器一样在空气中传播。对疫情的极度恐惧、战时宣传、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以及人类倾向于推卸责任的本性，这些因素相结合成为滋生传言与猜疑的温床。

战时审查制度和宣传也对减轻疫情影响的工作产生了具体的不利影响。许多交战国对与疫情严重程度有关的信息进行审查，这无疑妨碍公共卫生部门为阻断疫情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长年累月的战时宣传导致一些人不再相信政府、不再信任公共信息。许多人不理解流感这种一般较为温和的疾病，为何会造成这么多人死亡。一些人认为政府在撒谎，试图掩盖斑疹伤寒、霍乱或所谓 “肺鼠疫”的再度来袭。在德国，有一些人指责政府用虚假的病原体作为借口，掩盖因营养不良和疲惫所造成的死亡。

这段时期世界人民付出的生命代价教给我们宝贵的一课：无论何时，信息透明都至关重要。为尊重并实施公共卫生措施，民众需要信任当局。1918年，民众在饱受四年冲突和战时宣传后，这种信任已经不复存在。当时是这种情况，如今的2020年更是如此。民众对卫生部门发布信息的不信任仍是一大挑战。而且，现代通信手段和近期数字社交网络的发展导致挑战倍增。无凭无据的说法、虚假信息、阴谋论以及各种危险的结论如病毒般迅速传播。

一个世纪以后，有关”西班牙流感”的谣言和缪见可能看起来十分幼稚，但仍能起到警示作用：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任何信息前应小心谨慎；否则，我们自身便可能妨碍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1918年流感大流行提醒我们，恐惧和危机政治化可以迅速令他人背负恶名，但这种做法既不正确，也不公平，最终只会有损无益。

疫情大流行与冲突：密切相关、相互交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引发”流感大流行。没有证据表明战时情况导致甲型流感病毒（H1N1）的暴发。而且，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并未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例如，尽管在瑞士和美国的领土上并未发生战斗，但这两个国家仍付出了惨重代价。实际上，太平洋岛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东南亚地区以及中美洲地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原因是这些地区医疗系统欠发达，无力应对突然出现的大量病患。此外，似乎在一些国家，经济和社会融合度越高的群体，免疫力也就越高，而历来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死亡率则更高。

这种不平衡状况为当前危机提供了第二个警示。与新冠肺炎大流行一样，1918年至1919年的流感波及所有人，不分贫富贵贱、种族国籍，国家元首也不例外；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均被感染。然而，就医机会不平等之类的情况也可能会在地方、国家和全球范围内重演。目前，最富裕的国家应对新冠疫情时也要费力挣扎，因此可以想象这场危机对卫生系统薄弱或卷入武装冲突的国家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不过，战争确实极大助长了流感大流行的传播。人员聚集混杂；部队快速、大规模调动；士兵的动员和遣散；拥挤不堪的军营、拘留营、战时宣传会议或全速运转的工厂，这些都为疫情蔓延创造了有利环境。此外，还出现了许多错误决策，例如为了部队向前推进而放弃隔离措施和旅行禁令。此外，战争也阻碍了交战国的医疗应对工作，因为许多医生和护士都在前线救治伤者病者。技术熟练护士的缺失可能导致某些地区死亡率较高。

对于已经遭受战争影响的人们来说，流感大流行并非唯一的灾难，而是额外的灾难。他们饱受基础设施受损、卫生环境恶劣、饥荒成灾、人满为患或者斑疹伤寒、结核病等其它传染性疾病所造成的影响，而流感大流行更是雪上加霜。在营地和人群中存在的多种细菌感染还引发了流感疫情的并发症。这些问题的累积影响引发了巨大的多米诺效应。例如，流感疫情在青壮年人群中死亡率特别高，这致使农村耕作不足，进而导致饥荒。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定期发布信息提请各方注意，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对下列情况中的民众构成额外威胁：受战争影响国家；基本卫生条件欠缺或医疗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拥挤的流离失所者营地；或拘留场所。1918年流感大流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一步凸显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点：在因冲突而岌岌可危的局势中，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造成更多人员死亡。

结论：经验教训与进步空间

1918年流感大流行是一场全球性的人类共同悲剧，引发了政治、社会、经济和情感方面的后果。这场流感疫情后患无穷：1957年，1968年及2009年的流感病毒都是引发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甲型流感病毒的后代。 “西班牙流感”是一个失败的故事，是以军事利益为名，对疫情大流行防控不力的象征。

另一方面，1918年流感大流行也是一个让我们痛定思痛、不断进步的故事。多位研究人员近期回忆道，”那场疫情推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巨大进步”。确实，当时在卫生教育、隔离、环境卫生和监控等方面采取的策略，提升了我们对流感传播的认知，时至今日仍然受用，帮助我们阻断重症疾病的传播。它促成法国和英国卫生部的设立，并让护理人员的专业工作获得高度认可和赞赏。一个世纪以后，医护人员再次助力我们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当我们回首这段日子时，我们定会想起每晚为医务工作者加油鼓劲的阵阵掌声。

然而，正如丹尼尔·弗莱克诺所述，我们并未记住所有经验教训：”任何现代战区出现新型全球性疫情大流行的风险，很少体现在各国关于是否开战的政治决策中，这一事实表明人们并未从1918年疫情中吸取所有经验教训。战争会削弱一国预防、发现及抗击传染病疫情的能力，导致平民陷入极度脆弱境地。”当然，新冠肺炎疫情并非源于某一交战国，但这场疫情会对所有处于武装冲突或其它暴力局势的地区造成灾难性影响。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1918年流感大流行和当前新冠肺炎大流行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个根本区别：”西班牙流感”后的一百年中，医疗领域已取得巨大进步。因此，人们得以迅速确认新冠肺炎的病原体并完成测序工作。全球数以千计的研究人员正积极开展工作，以期更好地了解新冠肺炎的致病机理和特征，寻求有效疗法和疫苗。公共卫生领域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进步和经验，成为各国政府应对这次疫情的基础。

这一根本性区别定会让我们获得信心。人类已经并将不断寻求有效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新手段。然而，只有当所有现有科学措施付诸实践，获得理解和接受时，这些措施才能行之有效。民众对当局、公共卫生机构、医学研究人员和医务工作者的信任再次成为危机时期的核心概念。

延伸阅读：

• Cordula Droege, COVID-19 response in conflict zones hinges on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pril 16, 2020
• Adriano Iaria, 我们并非在与新冠肺炎“作战”：来自意大利“前线”的关切，2020年4月9日
• Keltoum Irbah, Vincent de Paul: A groundbreaking humanitarian, August 14, 2019
• Audrey MacKay, From ‘false news’ to ‘fake news’: 3 lessons from history, February 23,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