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玩家、士兵、间谍：网络时代的儿童征募及其国际法影响（上）

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正在为精通技术的儿童与武装行为体之间建立新的互动渠道，由此也提出了新的问题：禁止在敌对行动中征募和使用儿童的法律，如何才能在网络空间得到推动和执行？

在本文的上下篇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顾问瓦妮莎·墨菲（Vanessa Murphy）、西沃恩·斯帕克斯·麦克纳马拉（Siobhan Sparkes McNamara ）和蒂尔曼·罗登霍伊泽（Tilman Rodenhäuser）探讨了数字环境如何改变着较为传统形式的儿童征募活动，对信息与通信技术（信通技术）环境中的相关趋势作了大致分类，确定了相关的国际法，并针对数字时代如何改善对这些法律的遵守情况提出了建议。

儿童已置身网络，战争亦然，武装冲突中征募儿童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由此生出新的变数。近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中东观察到多起在线征募儿童或将其用于敌对行动的事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UNICRI）以及联合国大学政策研究中心（UN University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记录了更多实例。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共识，即不得征募低于一定年龄的儿童参加战斗；今天人们一致认为，这些规则既适用于线下，也适用于线上。然而，社会与冲突的数字化如今给各国和武装冲突各方带来了新挑战——它们有义务防止非法征募儿童和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深入了解当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以及现行国际法如何应对这些新趋势，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征募儿童和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老问题借网络衍生新手段

国际法将征募儿童与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视为两种不同的侵害行为。“征募儿童”是指以强制手段（“征兵”或“强制征募”）或以所谓的自愿（“入伍”）为由，将儿童纳入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的行为（Ntaganda Judgment, para. 1105; Lubanga Judgment, para. 607）。法律禁止征募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该年龄界限视所适用的条约而定，介于15岁至18岁之间（详见下文）。非法“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则是指非法直接、实际或间接地将儿童用于敌对行动，视具体可适用的条约义务而定。

因此，征募和使用是两种不同、独立的违法行为（分别见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136和规则137）；儿童可能被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征募但未被用于敌对行动，也可能被用于敌对行动但未被征募入伍。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征募”和“使用”这两个简称，来指代众多适用范围不同的更为具体的禁止性规定。

更加远程，更少训练

自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首次将非法征募和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规定为非法以来（《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7条第2款；《第二附加议定书》第4条第3款第3项），这两种行为在半个世纪中不断演变。典型的“传统”线下征募，意味着武装部队或团体对儿童实施人身控制，并对其进行一段时间的实战化训练，或让其参与实战化敌对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卢班加（Lubanga）”案、“恩塔甘达（Ntaganda）”案和“翁格文（Ongwen）”案都记录了此类征募行为。多米尼克·翁格文（Dominic Ongwen）因在乌干达北部绑架儿童并随后对其进行训练而被定罪，训练内容包括“如何列队行进、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如何擦枪以及少量射击练习”（Ongwen Judgment, paras 223 and 2380）。托马斯·卢班加（Thomas Lubanga）被定罪所依据的事实包括：身穿制服、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枪的男子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从街头掳走儿童（Lubanga Appeal Judgment, paras 289 and 290）。

武装冲突的数字化改变了以往必须与儿童实际接触并进行面对面训练的模式。马察克（Macak）解释道，以数字形式参加敌对行动的门槛要低得多。用他的话说：“略显夸张地讲，任何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有能力参与其中。”儿童或许远离敌对行动的战区，但距离数字战场，不过几次点击之遥。

规模更大

数字化还扩大了武装冲突各方通过在线社区所能触及的儿童范围。儿童在网络上非常活跃——这一点家长深有体会——而在网络空间中，征募者可通过社交网络平台或在线游戏中的聊天服务私下接触儿童。此类平台的全球性质意味着现代儿童征募行为的影响范围具有跨国特征（UNODC, 2024, p. 52-53；UNU, 2018, p. 114）。征募活动不再逐村推进，而是在Instagram和Telegram等各大社交媒体上进行。

在线征募儿童和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行为类型

本节探讨的是，先于或构成征募儿童、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的行为，在网络中会以哪些形式出现。此类行为可能会与线下人际关系并存，并且必然受到儿童生活中线下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家庭环境以及武装冲突对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

对征募或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的线上宣传

营造一个令人向往、看似志同道合的社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吸引儿童的手段。儿童可以通过Facebook、Instagram、Telegram、TikTok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接触此类社区。据记录，在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和尼日利亚，武装团体在社交媒体的信息交流和社交活动中包含了“大量专门为吸引儿童而设计的在线内容”（UNODC, 2024, p. 124）。

征募诱饵多种多样：从基于意识形态的聊天信息，到散布将武装团体描绘成财力或技术雄厚等令人向往的内容，再到直接接触对电子游戏、软件或无人机技术感兴趣的儿童。国家军队也在网上宣传（合法）征募事宜：儿童常用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军事“网红”，其中一些拥有百万粉丝（不过军方宣传征募这一行为是否被禁止，取决于适用的法律）。

在线游戏平台因其创造的社交空间而成为征募儿童的另一个热点渠道。一方面，多人游戏、游戏内聊天和私信可以促进互动、友谊和社区归属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发现，“ 对世界各地许多儿童来说，在线游戏是一种关键的社交方式”（UNICEF, 2025, p. 5）。然而，游戏平台的社交功能正日益被暴力组织（包括非国家武装团体）利用，用以传播有害信息、与儿童建立关系、征募儿童并组织活动。接触暴力视频游戏是否会导致攻击性或对暴力麻木，是否进而可能导致儿童更容易被征募，这些问题仍存在争议（Miles-Novelo and Anderson, 2025; Lacko, Macháčková and Šmahel, 2024）。与此同时，有报道称一些武装团体专门盯上暴力多人游戏平台，因为它们认为这些平台提供了特别有吸引力的潜在征募对象群体。

如今，人工智能与数据画像相结合，还可能进一步加快征募活动的速度和规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发出警告：人工智能与在线监视相结合，使武装行为体更容易向儿童发送信息。“在冲突肆虐和脆弱环境中，弱势儿童和青年可能会通过潜在征募者提供的手机被追踪，进而遭受持续的数字骚扰。”

在线征募

除了宣传，实际的儿童征募——即将儿童纳入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也可能在网上发生。最初的接触可能以玩耍、学习、尝试技术或交流想法为名，结果儿童被拉入武装结构，与团体的关联也逐渐被正常化。联合国里程碑式研究“身陷冲突”（“ Cradled by Conflict”）采访了四名被控实施与某个非国家武装团体有关联的行为的约旦儿童，其中三人最初就是在网上与该团体接触的（UNU, 2018, p. 128）。

但构成非法“征募”儿童的法律界限是什么？一方面，对国家武装部队来说，这条界限相对清晰：入伍通常是正式行为，由国内法规定，涉及登记和行政手续。而另一方面，武装团体征募儿童则更难辨别：除了为武装团体承担某种职责外，这种征募很少通过纳入行为实现正式化，也不一定始终通过制服、固定的特殊标志或身份卡表现出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定义的解释性指南》，第31～32页）。在判例中，实际身处武装团体营地、接受食物、服从命令、接受军事技能和纪律训练等因素，被视为具有指示意义（Ntaganda, paras 1123-1124）——但鉴于数字化使参与相对容易，这些因素在适用于网络动态时可能需要作出调整。

虽然在线交流可能是将儿童纳入武装团体的重要一步，但要构成“征募”，还需要考虑：征募者与儿童之间的在线交流是否具有持续性、儿童以何种方式融入在线社区、此类社区或团体中是否存在行为规则和纪律机制、是否提供报酬或好处，以及儿童是否获得关于如何参加敌对行动的培训、工具或指示。

“训练”的重要性降低了吗？儿童征募的“优步化（Uber-ification）”

无论冲突形式新旧，儿童都在承担同样的职责：收集情报、实施破坏行为，有时还实施攻击。然而，传统的线下儿童征募通常需要面对面的实战化训练，让儿童为收集情报和/或实施敌对行为做好准备；而冲突数字化的一个特点是，在网上参与的儿童有时会从素未谋面的人员那里收到简单得多的指示。Telegram账户发出的指示可能非常简短，比如“往里倒汽油，或者使用莫洛托夫燃烧瓶”。

这意味着，在“恩塔甘达”案（The Prosecutor v. Bosco Ntaganda）中，用以认定征募儿童罪、以面对面实战化训练为特征的各项因素——身处营地、接受食物、服从命令、接受军事技能和纪律训练（Ntaganda, paras 1123-1124）——在适用于网络情形时可能需要作出调整。儿童往往通过远程且可能匿名的在线交流，收到更为基础的指示。然而，这些儿童所实施的情报收集、破坏和/或敌对行为，与那些以更传统方式被征募并接受训练的儿童所实施的行为相当。

因此，以“训练”作为推断非法征募儿童的关键指标，未必总能全面反映儿童何时在网上在事实上被纳入武装团体。还需要更仔细地考虑其他因素。如果儿童通过在线平台因实施某些行为而获得金钱报酬，他们发挥的作用可能更类似“私人承包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下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解释性指南》，第35～36页）——这就是儿童征募的“优步化”。不应允许此类数字转型剥夺儿童原本享有的保护性规范。

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且涉及线上行为的情形

无论是否被武装部队或团体征募，儿童也可能在信通技术的助推下，间接或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近期冲突中的若干实例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儿童被招揽来使用手机对敌方军事阵地或行动进行监视。这种参与可以通过“游戏化”手段来组织：将任务（比如拍照或录像）描述为参与挑战或赢取积分，完成后给予奖励。儿童通过手机传出的信息可能具有军事价值，可用于侦察、行动规划或目标选择。虽然儿童记录的许多信息可能过于笼统或无关紧要，不足以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若构成，儿童就会成为合法攻击目标；进一步讨论见此处），但此类活动可能被适用范围更广的关于不得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的规定所禁止。例如，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在“卢班加”上诉案（Lubanga Appeals）中认定，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构成犯罪的行为，不仅包括让其参加作战，还包括让其从事“与作战相关的活动，如侦察、间谍、破坏，以及将儿童用作诱饵、信使，或在军事检查站使用儿童”（paras 330, 335, 340）。

除了监视，武装冲突各方还会发布在线指示，要求实施线下破坏和攻击。此类“自己动手”式指示有时专门设计以引起年轻人的共鸣，甚至促使他们为支持冲突一方而实施暴力行为，但未必与该方有直接联系。专家警告，此类信息也会被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大型语言模型）获取，然后以易于理解的方式提供给用户：“找到炸弹制造手册是一回事，有炸弹制造教练则是另一回事。”

最后，儿童还被用于参与网络行动。在实践中，儿童为平民黑客团体提供某种支持几乎没有什么障碍。精通技术的儿童可能加入行动，而其他儿童可能只是向黑客团体用于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的网络添加设备或云实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称，“网络代理人和雇佣兵可能没有能力进行年龄验证，或者可能并不在意，因而可能让18岁以下的黑客参与其中”，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可供部署的具备网络技能的年轻人口正在增加”。

上述所有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的行为，都可能借助线上交流得以实施。长期以来，儿童失去家人、忍饥挨饿，或其他生活条件形成将其推向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的“推力”时，他们也可能“自愿”与武器携带者接触（UNU, 2018, p. 123-125; Lubanga Appeals, 295）。在线上，“拉力”因素则包括交易性的现金利诱（某些Telegram群组向儿童提供“轻松赚钱”的机会）、勒索——例如威胁在网上发布露骨照片——以及文化亲和力的吸引。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因素表明男孩和女孩都可能面临风险——不能假定勒索或现金利诱主要导致男孩落入圈套。

作者注：在本文上篇中，我们说明了武装冲突数字化正在如何改变武装冲突各方征募儿童和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的方式。在下篇中，我们将列出适用的国际法，并针对数字情形提出改进法律遵守情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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