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工作作为过渡时期正义的五大支柱之一，在保存违反国际人道法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记忆、支持问责并防止重蹈覆辙方面至关重要。为过去的暴行构建准确且具有包容性的集体记忆需要耗费大量资源，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档案查阅受限、难以进入冲突地区、主流叙事可能掩盖边缘化群体的声音等。人工智能与数据驱动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减轻这些负担，包括对分散的记录进行交叉核对，以及扩大公众接触与参与追忆项目的机会。

在本文中，保拉·福吉奥内（Paola Forgione）与梅加·宾唐·玛哈迪娜探讨了人工智能为追忆工作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两位作者认为，尽管人工智能可以加快记录工作的速度，拓宽追忆工作的覆盖范围，但它无法替代人类的判断力、同理心及对背景情境的理解——这些正是过渡时期正义所依赖的要素。

冲突结束后，社会不仅必须直面以往的不法行为，还要应对深刻的政治变革与法治弱化的局面。实现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及其他国际罪行的问责与赔偿，查明这些行为发生时的真实情形并确保持久和平，同时推进这些工作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保存记忆对过渡时期正义至关重要。对所有受害者与幸存者所受伤害进行准确而全面的记载，并加以收集和公开纪念，有助于恢复他们的尊严，促进社会愈合，防止违反行为再次发生，而当这些记忆能够传承给子孙后代时则更是如此。追忆项目与活动——如历史遗址、纪念碑、博物馆、艺术品、展览、表演、纪念活动与纪录片——能够保护集体记忆免受修正主义和否定主义的侵蚀，促使社会汲取教训并重获对自身历史的自主权。

追忆工作有助于履行国际人道法的具体义务，如调查并惩罚战争罪。通过追忆工作保存的信息可能会与刑事审判相关，从而用于惩罚战争罪责任人，即使在有关罪行发生数十年后亦然，因为法定时效不适用于战争罪。追忆工作还包括举行纪念活动、公开承认严重破约行为、向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表达悔意，这些行为也均被视为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赔偿。鉴于追忆工作在过渡时期正义中的核心地位，它与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一并被视为过渡时期正义的五大支柱。

追忆进程面临的挑战

追忆工作位于两个进程的交汇点：一是严谨地记录违反行为，二是形成与之相关的集体叙事。追忆工作需要对报告、信件、日记或照片等官方与非官方记录（通常被珍藏于公共和私人档案馆）进行深度分析，从而确立历史事实。随后通过档案资源梳理工作，研究者可以据此确定相关档案的保存地点（有时可能分散在不同国家）和查阅方式（例如需获得特别许可或支付费用）。

记录事实为追忆进程奠定了基础，而将这些记录转化为社会能够代代相传的内容，则需要开展另一项工作。追忆项目的参与者必须采取对话式方法并建立“对话真理”，即公共记忆并非是被动地接受事实，而是让社会主动直面历史遗留问题与相关责任。追忆项目必须倾听幸存者的心声，记录并呈现他们的经历，因为“受害人的声音必须在构建记忆的过程中占据特殊位置，避免可能来自行为人的操纵”，同时还应邀请观众与听众共同参与对话，探讨过往罪行的成因与遗留问题。

这些活动都伴随着实践、社会心理和政治层面的挑战。首先，开展活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时间和资金，例如审查上千份文件、前往不同国家拜访受害者，这对社区项目而言负担格外沉重。其次，无论具备多少可用资源，某些地区仍可能因安全局势或主管当局不予批准而无法进入。第三，信息收集者长期接触亲历者对违反行为的描述，可能会由此产生替代性创伤。第四，此类项目的覆盖范围可能局限于追忆地所在地区的居民或前往该地的民众。最后，专家们强调了“记忆政治”的风险，即围绕受害者身份的不同叙事相互竞争，导致某些群体的记忆被强化，而其他群体的记忆则被边缘化。这类情况可见于国家主导、采取“自上而下”方式的追忆项目：一些群体无法得到充分代表，甚至可能会出现将记忆“武器化”用以针对特定群体的情况。允许不同社区自由讲述自己的故事，对过渡时期正义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如何提供帮助？

追忆进程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需要分析并交叉对比海量信息。人工智能与数据驱动技术有望提升速度并扩大规模，可以辅助这一劳神费力的数据分析过程，使寻求真相与搜集证据更加高效，既能服务于正式的问责措施，也有助于让公众了解这些工作。在此过程中，这些技术能够协助收集、整理并分析散落于不同档案馆的记录。它们能够应对如下挑战：筛选海量资料、识别规律、并对开源资料进行多源交叉验证。

这一进程能帮助还原因记录受损或难以获取而被埋没的事件，减轻从业者产生替代性创伤的风险。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贝灵猫（Bellingcat）、Mnemonic等机构及民间社会组织利用人工智能与数据驱动技术，进行摄影测量、地理空间分析、多媒体同步及开源调查，将复杂精密的暴行证据转化为面向公众的呈现形式。他们的工作还通过对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严重侵犯人权的指控进行交叉核对，打击否定主义，并为防止有罪不罚做出贡献，从而促进问责。

除有效的调查和记录外，这些技术还拓展了追忆工作的呈现形式。当从业者和公众难以进入纪念馆或档案馆时，数字界面能够扩大影响力并增强参与度，使记忆不再局限于特定场所或机构。上述及其他机构与民间社会组织均遵循开源原则，这不仅能提高其工作方法的透明度，还能帮助整合分散、零散的记录，并使其在地理和政治条件受限的情况下仍能被更广泛地获取。然而，这种方式永远无法取代人权和法医专家、记者、历史学家及档案管理员等从业者为记录违反国际人道法及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所需的实地考察与人员接触。完全依赖人工智能技术会削弱此种人类工作的价值。

最后，借助数字工具，曾受暴行影响之人的记忆和经历能够持续被看见，并为全球各地的民众获取。这有助于将边缘化的故事带入公众视野。基于人工智能与数据驱动技术的内容提升了过渡时期正义进程的可见度，扩大了民众对审判、相关活动与司法措施的参与和认知。哥伦比亚真相委员会的数字化和聊天栏、智利由人工智能支持的归档倡议“我们的记忆（Nuestra MemorIA）”、及其数据驱动技术支持的“再现加沙扩展现实技术（Phoenix of Gaza XR）”，这些交互式数字装置展示了技术如何通过拓宽访问途径、克服实体场地局限来保存记忆，从而提升可见度。

尽管存在这些优势，但在数字化追忆项目中，仍需思考谁的声音被放大了，谁的声音被压制或忽视了。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技术是宝贵的工具，能够缓解追忆工作所面临的物质挑战，但它们无法取代有意义的追忆工作最终依赖的对具体情境的理解，也并非实现正义的完美解决方案。

追忆项目中使用人工智能的风险

虽然如上文所述，人工智能可能有助于解决追忆工作面临的部分挑战，但其应用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人工智能可能违反“不伤害”原则，使受害者遭受情感痛苦或困惑。例如，通过人工智能重建失踪人员的面容，可能对家属造成冲击，尤其是因为重建的面部特征仅仅基于推测和假设得出。此外，人工智能的训练主要基于白人面孔占比过高的数据集，这可能会歪曲或边缘化其他群体。受害者还可能因个人数据的使用缺乏透明度或不够清晰明确而受到不利影响。例如，在性暴力相关服务提供者被要求将所有案件转交警方处理时，追忆项目中的受害者陈述可能在未事先告知和征得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被透露给第三方，使受害者面临报复风险。同样，关于人工智能公司如何处理政府当局访问其数据集的请求，以及这可能对受害者产生何种影响，目前也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为降低这些风险，追忆项目在使用人工智能之前，即使没有具体的法律要求，也必须制定关于数据保护、知情同意和网络安全的全面政策，并根据需要及时进行更新。这些政策必须以“不伤害”原则为核心，以与当地受害者群体的协商为基础，以适应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此外，追忆项目还必须在使用人工智能之前完成人权与伦理影响评估。从纯粹的法律视角出发，部分追忆项目还必须遵守2024年欧盟出台的《人工智能法案》，该法案除其他外，还试图在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与使用人工智能支持受害者之间取得平衡。其适用范围包括供应者和部署者位于欧盟境外、但其输出在欧盟境内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统。此外，个人隐私权和个人数据保护受《人工智能与人权、民主和法治框架公约》规范，这是欧洲理事会就此问题达成的首份对其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另有专家提出建立一个人工智能与人权全球条约框架。

人工智能支持的追忆项目通常具有视觉吸引力、引人入胜且易于获取。它们提高了公众对相关违反行为的认知，而那些行为原本可能会被遗忘，或被国家叙事抹去。其弊端在于，追忆工作可能会被视为应对违反行为的独立措施，而非更广泛的、互为补充的过渡时期正义进程的一部分；后者还要求国家进行调查和起诉，以查明事实、施加惩罚并使受害者能够寻求赔偿。当法律途径进展缓慢或无法利用时，追忆工作能即时对受害者及其经历给予承认。然而，追忆工作与其他措施并行推进，而非替代其他措施，才能发挥最佳效果。

追忆工作不应取代问责；从业者还应考虑，追忆工作保存的记忆如何在未来审判中作为受人工智能影响的证据进行使用：它能否被法庭采纳？这一信息是否可信？一些广为人知的棘手情形包括“黑箱”问题，这通常指人类无法充分理解人工智能的决策过程（例如，某一模型在特定视频中将物体识别为弹药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以及数字证据的监管链问题（例如，如何防止视频被篡改？）。除此之外，通过侵犯隐私权或其他人权获得的证据也可能不被法庭采纳。尽管尚无通用的法律框架，一些倡议仍致力于为审判中使用人工智能建立标准，例如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院和法庭人工智能系统使用指南》、2022年《关于数字衍生证据的莱顿指南》、及2020年《伯克利数字开源调查规程》。

最后，在追忆工作中使用人工智能还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人工智能无法向受害者表达同理心，也无法做出顾及文化或宗教敏感性的决策。无论人工智能在准确性和效率方面能带来多大提升，这些优势都不能凌驾于处事得体和情感理解的重要性之上。去除人类因素，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受害者，还包括支持追忆工作人道与人权专家等；对他们而言，与受害者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人道精神与使命的源泉。

结论

在旨在保存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相关记忆的项目中使用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一些机遇，例如可能减少收集信息所需的人力投入、触及全球受众、降低某些群体的经历被国家政策所掩盖的风险。然而，使用人工智能同样可能导致意外后果，可能是侵犯人权，亦或是物化受害者。

在追忆进程中实施有意义的人类控制，可以减轻此类风险。与人工智能不同，人类能够评估每个情境的特殊性，与受害者进行开放且保密的沟通，确保现有数据保护、人权和网络安全政策持续有效。人类还可以核实人工智能输出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减少“黑箱”等问题的影响。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正是人类的参与，才使得整个过渡时期正义进程对所有参与者而言都具有意义。

 

作者注

本文作者谨向索菲娅·德夫林（Sophia Devlin）、亚历山大·克里比奇（Alexander Kriebitz）、托马斯·昂格尔（Thomas Unger）和安娜·米里亚姆·罗卡泰洛（Anna Myriam Roccatello）致谢，感谢他们提出宝贵的建议，并慷慨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

延伸阅读